更新时间2018-12-23 10:31:34
先秦时期的群臣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对等关系。从君臣之礼的角度，君臣之间的举止性礼节，不仅仅是臣下向君主施行，而且君主也向臣下施用仪制。比如站立礼中，君主向臣下所施行的主要是“揖礼”，即后世所说的“作揖”。在那个时代，无论是礼制，还是史事，都有君向臣“ 拜”的记录，也就是君主向臣下跪拜。《战国策.秦策三》记载秦昭王恳请范睢帮他，也是“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应允而向秦王“再拜”，“秦王亦再拜”，并对范睢说:“昔者齐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
先秦之前的春秋以及更早的西周时期，皇权与相权更像是一对恋人，君主对士大夫的渴求如关雎中描写的男女一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封建制各封国之间君主与士大夫，彼此有更多的可选择性，这种选择性带来了更多的是一种对等关系的长期持续，因此士大夫在先秦时期享受的礼遇达到了顶点。
秦汉至唐宋，皇权与相权的共生博弈
始皇帝统一六国后，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君主改称皇帝，自此，皇权与相权以一种博弈的形式开始了漫长的共生关系。秦汉以来形成了一套严谨的宰相管理制度，概括地说，这一制度的本质是皇帝当董事长，宰相当总经理，秦汉的三公九卿到隋唐的三省六部，行政官员都直接听命于宰相，宰相拥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力和管理体系，客观上形成了对皇权的有效制约。当然，遇到霸气的皇帝，宰相也形同虚设。如汉武帝，与他共事的十多位宰相或黜或杀，几乎没有一个善终。
为了突出强化皇权与提高皇帝尊威，先秦时期君主礼敬大臣而卑己尊臣的礼仪，在秦汉以后已经从礼制中取消，皇帝只向极个别的大臣行礼，所以在朝仪及其他场合中已见不到像先秦时期的君主那样，向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臣属先施以揖礼、跪拜臣下的场面了。
当然，皇帝在与“三公”这样高级领导干部共议国是的时候，还是很讲究礼仪的，这就是明清之人在追述那时的君臣之礼十分羡慕的“古有三公坐论之礼”、大臣与皇帝“坐而论道”。西汉文帝召贾谊在未央殿前谈论，文帝听得着迷，不知不觉以膝行挪动靠近贾谊所坐之席，贾谊也没什么特别的反映，显示出当时君臣“坐而论道”的场景。皇帝与宰相等高级官员共坐议政的礼制，一直延续到唐、五代，其实仍是“大臣见君，列坐殿上”，宰相还有特别的礼遇，“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
在君臣之礼演变过程中，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宋太祖某一天在朝堂议事，对坐在下面汇报工作的宰相范质说：“老范，你念的什么我听不太清，你过来指给我看吧，范质连忙站起来，凑过去指点，等他完事想回到原位时，太祖已偷偷命太监撤去了座位。从此大臣们坐着和皇帝讨论国事的历史就结束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太祖把君臣共坐变为君坐臣立这一君臣之礼的重大改变，与其“杯酒释兵权”一样做得如此巧妙。从此，君臣促膝而谈式的共坐议政，变为君主高坐于御座之上，臣僚站立其下，君臣之间高下分明。即使个别大臣再坐于殿上，则需皇帝特恩赐坐了，当然他们也只敢侧身坐上半个座位。
如果问很多中国的文人，假如真的能够穿越历史，更愿意回到哪个朝代，很多人的回答肯定是北宋。北宋文化繁荣的气象在中国历史中达到了一个顶点。于此同时，北宋有一条习惯法就是不杀大臣言事官。这是宋太祖誓约，藏于太庙之中。这让士大夫更胆大的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士大夫不仅仅认为天下是皇帝的，也是士大夫的，从而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宋代的皇权与士大夫是一种共治天下的均衡格局。
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发展到唐宋时期更像是一对夫妻，两者和谐共存，虽然偶尔同床异梦，但是为了维系一个平衡的力量格局，彼此需要，相互存依，这种关系虽不及先秦时那般甜蜜，但更多的确定性，使彼此可以保持长时间的和谐共生关系。
明清时期，皇权与相权对等关系的完全瓦解
明朝沿袭了元代臣下向皇帝跪拜的制度。无论品级多高的官员，都要向皇帝跪奏政事。奏完皇帝令起，才能站立起身。皇帝发布圣谕时，百官都要跪着听。皇帝赏赐大臣，大臣必须在御前跪受赐物，然后五拜叩头。三拜九叩成为君臣之间常见的礼仪。
明朝由于尊君卑臣的强化，催生了两大“制度毒瘤”，廷杖制度与诏狱制度。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明代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这在唐宋之前是无法想象的。诏狱是皇帝一纸诏书就能让大臣不经过正常司法程序就进入锦衣卫的大牢，直接拷掠刑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法司均无权过问。廷杖与诏狱的使用后果就是带来了畸形化的君臣关系。
清代大体袭明制，在保留内阁的同时，将大学士品秩提至一品，又先后设立南书房与军机处，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原来属于内阁的权力实际上已转移到军机处，其完全依附于皇权，即使贵为军机大臣，也只能跪受笔录。甚至“奴才”这个称呼因显得与皇权亲近，也只有满族官员才能自称，汉族官员自称“奴才”是要被官场的同僚耻笑不懂规矩的，相权与皇权发展到清代已经是一种完全不对等的畸形化关系。整个清代前、中叶，在专制皇权的高压下，儒家出现了明显的犬儒化趋势，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明辩义理之道消退，训诂考据之学盛行，用清代学者王鸣盛自辩的话来说，即所谓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
明清时期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暴发户与被包养的第三者。皇权的不断膨胀就像是一个突然有了钱的爆发户，而在高度集权的帝制下，士大夫就像生活来源完全依赖爆发户的第三者一样没有了往日与皇权对抗的底气，在时间的推移中，这种不对等的畸形化关系一直持续到晚清。
从作揖之礼到坐而论道再到跪受笔录，从三省六部制到内阁制再到军机处。从君臣之礼，再到皇权国家的机构设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在皇权一家独大的演变中不断变化。就像人类经过漫长的演变过程从猿人进化到智人，好不容易站起来。在皇权面前，士大夫又从“站”演化到“跪”。二者一种是生理变化，一种是心理的变化，但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演变着。
这个问题从秦朝设置丞相以来，长期在中央存在着君权和相权的矛盾。权力是一定的，皇帝能力突出，权力掌控的就多，必然丞相就掌握的少，反之，皇帝昏庸，权力掌握的少，那丞相的权力就很多。1、秦统一后，秦始皇建立了正规的丞相制度，丞相“掌承天子、助理万机”，既是国务总官，又是皇帝家务总管。同时设立御使大夫为副丞相。汉承秦制，仍设立丞相。汉武帝为加强皇权，在设立丞相的同时又宠任外戚与近臣，组成与丞相相对应的“内朝官”，丞相权力受到一定削弱。宰相，或称丞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官职。作为封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首长，成为皇权的伴生物，与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着密切关系。2、隋唐到宋，宰相制度发生了变化。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掌决策、审议和政务，三省同为宰相机构，三省长官同为宰相。共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间，宰相由多人担任，不仅三省正副长官为相，只要被皇帝授于“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者都是宰相。有时宰相达10多人。三省制的建立，使相权分割，减弱了对皇权的威胁。3、元朝时期，设置一省制，丞相的权力大增，有时候甚至能左右皇位的继承4、明初仍设宰相，适应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加强的需要，朱元璋利用丞相胡惟庸谋反案，废丞相，析丞相政务归六部，六部直属皇帝，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宰相的时代。此后，适应处理政务的需要，先后创立了内阁和军机处，内阁和军机处首长虽无宰相之名，但实际上成为宰相，只不过其职权与前相比有了削弱。总体上看，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消弱，最后被取消
没有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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