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6-02 09:03:18
洋务运动历时三十余年，企图移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之花，来接中国封建体制之木，即利用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实现其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手段和目的，在这里存在着明显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洋务运动的根本矛盾，也是导致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根源。
由此，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洋务运动的初衷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在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之下，能够与外国事物接触的无非是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阶级，而且清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的入主中原也是以侵略的方式，这个政权的历史上从未面临过如此紧迫的情形。可想而知，当超出认知范围的事情发生时，人们首先是感到惊慌和恐惧，这样的负面情绪并没有因为鸦片战争的结束而结束，而是经过时间的发酵愈演愈烈，将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下，这是后话。
我们都说洋务运动是清朝的有识之士掀起的一场自救运动。这个“自救”就说明了，当时的一部分处于统治阶级的人们意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意识到了此次战争与之前因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而爆发的雅克萨之战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做出一些改变，使得清政府能够尽快赶上去，与世界保持一致水平。然而这仅仅是一部分人。若说普通的平民阶层眼光不够长远，那么处于这个政权上层阶级的人目光会十分狭隘吗？其不然，守旧势力的成员们不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抱有一种侥幸心理，且最高统治者的胆识如何，也是影响改革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从鸦片战争之后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都体现出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后来居上的思想，希望通过学习使得清朝能够回到世界强国的地位。这种迫切的渴望并不仅仅局限于统治阶级，十九世纪中叶兴起太平天国运动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种焦虑、急躁的状态已经从统治阶层蔓延到平民百姓身上。
甲午海战的失败，给予了洋务派沉重的打击。当时这些大臣想的是经过三十余年的学习，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这场战争在当时人的印象之中是肯定会赢的，毕竟当时清朝拥有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洋务派的失败使得社会各阶级哗然大变，如同看病吃药，一个药方不管用，那就换一个新的药方。
这时维新派便走向政治舞台，然而维新派所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能迅速的扭转清朝衰败落后的局面，简而言之，就是投资太大，回报太慢。所以这副药不能一针见血的治愈清王朝疾病，且需要忌口的东西太多，疗程太长，因此，此次变法运动只不过维续了寥寥数百天，就结束了。
再看清末新政，在经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内忧外患局面的压迫之下，清政府又想出了一个新的方法，试图挽救试图改变，然而时不待人，新政来得太晚了。抛开这些危机不谈，各地方官员都在揣摩最高统治者这一的次变法诚意有多大。这种亡羊补牢式的救亡所呈现的状态就是：集体浮躁、集体激进，而这些浮躁、激进都是由社会焦虑所引起的。这种焦虑的病状已经在这个社会酝酿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的危机感不断累积，亡国的焦虑日趋急迫，救亡情绪日益高涨，救亡手段日趋激进。遇挫即思变，愈变愈急进。如果说义和团运动是平民百姓的“焦虑”所促使的，那么清末新政就是清朝统治阶级的“焦虑”促成的。
显然国人不会再留一个甲子的时间让清朝慢慢摸索进步，因为已经给不起了。大家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希望，一个能够追赶上帝国主义列强的希望，于是乎就有了后来的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终结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焦虑”阴影，而是“焦虑”的一个新的起点。
从鸦片战争之后，这种“焦虑”状态便如同瘟疫一样在社会各阶层蔓延。在这种状态的影响之下，国人的所作所为就变得急功近利，迫切想改变迫切想见到成效，不给“改革”一点成长的时间和空间，这样状态下的改革注定会失败。
流向了贪污、腐败的没落阶层手中。
流向了以李鸿章为首的买办阶层。
主要是新兴的利益集团
流向了贪官污吏的腰包里
最后成就了新中国啊亲
被当时的官僚统治阶级用各种办法侵占了，百姓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当然是被官僚买办阶层所攫取。
在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这半个世纪的改革运动中，尤其是晚清新政的10年内，清帝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过各种摊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而改革的成果，却被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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