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畜牧业怎么样？

更新时间2019-05-23 07:18:40

中国古代畜牧业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各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有的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其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3个时期。

1、原始牧业的形成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家畜资源，世界上所有的家畜种类，在中国几乎都有存在。把野生动物驯化成为家畜的漫长过程，可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兽骨、原始洞壁或陶器上的刻绘，以及某些古代传说等大体推断出一个轮廓。

中国古代把马、牛、羊、鸡、犬、彘(猪)称为“六畜”。其实，历史上的家畜并不止六种，据《尚书·禹贡》等古文献记载，象也曾是家畜之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自古就驯养骆驼、驴等。从分布情况看，家畜的种类组成也因地而异。因此，所谓六畜无非指古代最早驯化的主要家畜。其中尤以犬为最早，因犬在原始时代可以帮助狩猎。山羊或绵羊接着驯化而成，再次是其他家畜，而以家禽较晚。也有认为养猪的历史最早，但不同家畜种类形成的迟早，应以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异，在已经定居的原始社会里可能最初饲养猪，而在营游牧生活的社会则不然。

黄河流域及其邻近草原，应是某些畜种的发源地。过去曾有认为中国的水牛、绵羊、鸡、骆驼和驴等都来自“西方”的说法，这是自古把中国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视为西方的误会。其实，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对许多畜种的形成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约在新石器时期晚期，一般家畜已先后形成。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有多达1000余头牛和猪的遗骸堆积；浙江河姆渡与罗家角二地文化遗址中有猪骨和猪塑像，以及水牛和鹿的头骨堆积，均可证明至迟7000余年前不少重要的动物已分别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驯化。传说伏羲氏“教民养六畜，以充牺牲”；还有伏羲氏“茹毛饮血，教民渔猎”之说，反映了人类在渔猎经济时代驯化家畜的努力；同时也表明最初饲养的家畜是供肉食和利用皮毛，也被用作祭品。

到5000多年前从神农到黄帝的传说时代，家畜渐被用于驾车使役。唐《通典·礼》篇称：“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及陶唐氏（尧）制銮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始也”。从殷墟发掘的马车，其结构已与秦汉时代的畜力车辆近似。

2、古代畜牧业的发展到奴隶社会，畜牧业和家畜利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役畜和肉畜都得到重视；因此也注意家畜品质的选择。《礼记·檀弓》说：“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牲用骍”。这表明上古三代对驾车用的军马和祭祀的牺牲已讲究毛色的选择。为了养好家畜，当时在管理畜群、修棚盖圈、减少家畜伤亡等方面也有不少创造。从事放牧的奴隶称圉人、牛牧，奴隶头目称牧正，有的牧正后来成了奴隶主的仆从，到封建社会时代还有升到九卿爵位的。由于畜牧生产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家畜已成为民间重要的食物来源。如《孟子·尽心》就说过：“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越国的范蠡曾对鲁国穷士猗顿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说明畜养母马、牛、羊、猪和驴，已成为当时致富捷径。

3、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畜牧业管理的组织制度趋向完善，畜牧生产在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初期的畜牧业大体可分为国家所有、皇室所有和地主经营、小农经营4类。以后逐步有所变革,但在性质上仍可区别为官办和民间经营两大系统。国有和皇室所有原来不易区分。如太仆寺或群牧司一类中央马政机关主管国有牧场，但也兼管皇室牧场,饲养对象以马为主,同时也养其他家畜。秦汉时期，边疆地区畜牧业尤为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国乌氏倮畜牧边郡，其所养牛马之多，要用山谷来计数。秦始皇因此奖他为封君。当时凡牧马二百，养牛、羊、猪多达一千者，比作千户侯。为了丰富家畜种类和改良家畜品质，汉代已注意从西域引入驴、骡、骆驼以及马、牛、羊良种。北魏和北齐的太仆寺内设有驼牛署和牛羊署，北魏在西北养马200多万匹，骆驼约百万头，牛羊无数。

隋唐时期对官办畜牧业的组织管理又有加强。当时在太仆寺下设典牧署，掌理牛羊和乳肉等产品，同时也管理家畜饲养，许多牧监（养马场古称）并繁殖其他家畜。唐代对牧监畜群的增殖、保护等，还制订法律，作为奖惩准则。如《唐律》中对诸牧各种家畜每年的死耗率和母畜的繁殖率等，都有详细规定。天宝年间，王侯将相及外戚纷纷牧养马、牛、驼、羊，各地牧场皆以封邑为号，可谓盛极一时。

宋代以后，辽、金和元代都借马政组织系统，发展畜牧业，各种家畜的大牧群遍于草原，成为构成国力的主要资源。明代盛世也重视畜牧业的经营，设在京郊的上林苑监,由良牧署饲养种牛、羊和猪共达5700余头,蕃育署饲养种禽达16000余只,已是规模很大的种畜场。但国有草场大多被贵族豪强逐渐侵占，牧场经营已非昔比。清朝近300年间,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畜牧业仍受重视，国有和皇室牧场被安置在塞外草原，巨大牧群交由蒙族管理，而明末遗存的内地牧场则被废止。其结果是在辽阔的疆域内，逐渐形成牧区和农区两种不同的畜牧业形态：在广大牧区以牧养草食家畜为主；农区则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听其自流发展，实际上是更多地注意耕畜、猪和家禽，畜禽饲养成为农村副业的一部分。

古代畜牧业的技术成就中国古代畜牧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不少重要的技术成就。

首先是相畜术。西汉时已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大多是集春秋、战国时期相畜专著而成;虽早已失传,但散见于后世古农书中的有关内容，经<齐民要术>承先启后的汇集和唐、宋时代的发挥充实，仍能为后世所用。传说伯乐以相马闻名，留长孺和荥阳褚氏分别是相彘和相牛的名手。相牛和相禽也有专门著作。近年还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中发现《相狗经》竹简残片，都说明了古代相畜技术的发展和对家畜选种的重视。

其次是阉割术，从金石文物所见的、犗、羠、豖等古字以及《说文解字》的说明，各种家畜的阉割术在先秦时代已在应用，逐渐从猪普及到鸡和羊等。在家畜饲养方面，甲骨文表示的牢、家和厩，足以证明家畜早已处于舍饲环境中；饲料采用刍秣，刍是刈割后经过加工的草，秣是精料，以粟和菽(豆)为主。汉武帝时从西域带回的苜蓿种子，由关中逐步移植推广到北方广大地区，为家畜提供了优良的饲料来源。凡此都说明古代饲养管理水平的提高。唐代或以前以烙印、烙角作为马牛登记的标记和马牛登记藉簿的建立，也是家畜管理制度上的重要创举。

在家畜繁殖方面，至少2000多年来已十分重视配种的季节性。据《礼记·月令》记载，当时过了配种季节,就把种畜隔离,这已不是粗放的群牧管理。《齐民要术》说：“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更是科学地说明了饲养与繁殖的密切关系。至于家畜的引种和改良，自西汉通西域后，已有大宛马和其他畜种引入。隋、唐时代，西域马、羊等良种更是源源而来。《新唐书·兵志》说:“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说明了引入良种对于改良中国原有畜种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