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5-02 06:29:40
“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发动起来的。一个直接的思想根源是，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这是治国理念上最重要的错误。除了理念上的错误，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和土壤，“文革”也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重要原因。对这个方面的反思，邓小平做的无疑是到位的。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主要是针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并由此引发出对整个体制和制度的反思。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时，邓小平专门分析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原因。他断言：“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而法拉奇则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至今“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邓小平解释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体制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同上）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反思当中，邓小平着力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痛定思痛，他明确否定了毛泽东所极力鼓吹的所谓“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同上，第三卷，）。
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政治体制变革亦从法制重建开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反思的确实不错，如果当时有一个完善的民主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这种能力。一九五四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子就被文革彻底破坏了。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当时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民主观念逐渐薄弱，“主观主义和个人独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到文革发动前夕，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党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所以，在党的领袖错误决定发动文革时，党内不少不同意这么做的干部和党员已无能为力，根本没办法去制约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就这样，由于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我们党无法阻止发动“文革”的错误行为，结果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损害。
回过头来再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理对发动文革这样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应当有庄严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实际上文革开始不久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就不起作用了，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被排挤到一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国家权力机关对这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动乱没有任何制约和牵制能力。当然，这和没有严密的党政分工体制有关。由于党政分工体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关系也没有明确建立起来。没有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在一个方面发生偏向时，社会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对文革的反思一直在继续着。温家宝在2012年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的提问时就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一场涉及灵魂的运动。
左倾主义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腐朽的传统文化坑害了世代国人，想要从根本上转变这种情况，一定要发动全盘的文化上的大革命，以完全切断与旧的文化、思想的联系或纽带。
都是贪官惹的祸！
大人们政治斗争的游戏
因为建设国家没有经验
初衷是整顿党内风气、纯洁党组织；深层原因有毛主席及其拥护者不愿进一步放权，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集团希望更进一步
权欲熏心者在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制度之下的另类选择
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发起的,当时毛泽东老了快9月9日江青反对革命发动了四人帮快六个月之1977年快6个月,之后四年很多部分共产党被冤杀有的坐牢,文革之前是两弹一星发射了,1977年邓小平出狱了8年副主席10年主席1993年逝世,所以错误是江青四人帮造成的
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事件就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引起的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城楼首次检阅红卫兵，从此红卫兵组织风靡全国
毛泽东觉得时不我待，就在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
但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说成是阶级斗争，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阴暗面的问题，毛泽东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
但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样，在放弃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平时的积怨，就在自发的、失控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和极端的形式，集中地爆发出来，造成社会动乱。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又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所谓的“革命”。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个人的权力之争，归结为毛刘之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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