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4-20 06:40:30
满清（我们一般说满清是指建州女真）的兴起，当然有他必然的趋势，但客观上偶然因素也是比比皆是。
首先，明朝内部的腐朽是满清崛起的先决条件，一个强大的稳定的中央政府，是不可能允许边塞的少数民族兴起并分庭抗礼的。以当时建州女真的实力和军力，是无论如何无法撼动明朝这个参天大树的，他只有那么点人，就算全部男子当兵，也只有那么点，很多资料的数据不完全相同，但折中的估计成年男子最多也就30万。努尔哈赤创建八旗的时候他的编制是，每旗分为三级组织，即牛录、甲喇、固山。按规定：每300人为一牛录，5个牛录为一甲喇，5个甲喇为一固山（就是旗），按这样计算，真正的满八旗也就36000人。36000人你说能做什么？大一点的土匪还可以，攻城略地，占据州县还显少了点，更何况推翻明朝建立政权？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加上后来的汉八旗和蒙八旗，不过十万人，古代战争，人多绝对是优势的。但明朝万百大军，就是10个打一个，也能把你削平了。你骑兵再有优势，用20万人命换你10万说得过去吧。更何况明朝也有骑兵。好像还不少。所以，满清之所以能入主中原，那一定是明朝这个庞然大物自身出了问题。当然大家会马上想到内乱，李自成。事实也如此，就是大明朝这个摇摇欲坠的庞然大物，到了最后，虽然腐朽不堪，年年败仗，但依然把满清八旗阻挡在山海关外。虽然也有突破长城的时候，毕竟不能长久。不是李自成灭了明朝，满清几乎没有可能入主中原机会。但我想说的是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满清运气好，好在那些方面呢？
首先李成梁守辽。明朝太祖朱元璋在取得政权，把蒙古人重新驱除到草原上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乘胜追击，扫清余孽。《明太祖实录》记载：“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也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放弃了最佳的消灭蒙古势力的机会，虽然后来永乐几次用兵，也取得了非凡的战绩，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蒙古“弯弓之士不下百万”。成为明帝国至始至终的梦魇。更有后来所熟知的土门之变。李成梁守辽就是这个背景下。李成梁守辽期间，着重打击蒙古势力和海西女真，这就给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创造了发展空间。而且也是李成梁的滥杀激起了建州女真突起的诱因。虽然李成梁不是神仙，不可能算到他的这一举动，本来是捍卫大明朝，却给大明朝培育出了最大的心腹大患。但客观结果的确造就了建州女真崛起的先决条件。这是建州女真得到第一个大便宜。然后是崇祯刚愎自用，好谋无断，朝令夕改，疑心重重。对内凶残滥杀，搞得玉阶之下，群魔乱舞，庙堂之上，人人自危。对外，急功近利，不讲究方式策略，明朝官僚体系腐坏堕落，造成辽事一败再败。最后就是民变李自成的崛起。上述三个因素一条不成立，满清就很难崛起，更不用说入主中原。可偏偏三条都无一不满足了建州女真。使其做大做强。
总结性的说，大明朝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双重压力下，轰然倒塌的。
那么是不是这一切都是无可避免或不能挽回的呢？
显然不是。
就对内来说，有人把明朝的覆灭，满清的入主，全归责与李自成，这是不客观的。没有李自成还有张自成，王自成。你矛盾没有解决哪怕舒缓，激化到一定程度，爆发是必然的。又有人把努尔哈赤的骚扰，造成明朝资源虚耗，加派辽饷等联系起来，认为正是辽事造成了“民事”。其实也是肤浅的。要知道明末的民乱，是天灾更是人祸。辽事有没有影响？肯定有，但不是主要和根本的原因。据《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载录一段：“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这样的情况，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不造反那才是怪事了。
那么是崇祯倒霉？天灾惹的祸嘛。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全国没有粮食或则资源来救助老百姓。有一位李姓的武举，就曾经上书要求革除弊端，兴起改革。但可惜，没有被采纳，而且其文也没有记载。只能从当朝大臣驳斥他的文章中获取只言片语。
《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
这篇记载，至少说明了那位李进言论的两点中心议题，一，劫富济贫，遏制富户豪强的掠夺和兼并，并出台政策，要求富人们掏银子，共赴天灾。二，制止“兵荒”，虽然并没有提到怎么制止法，但就一些史料和崇祯自己的《罪己诏》来看，官吏盘剥，军队抢掠的行径是很严重的。
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
所以说明末的阶级矛盾固然是天灾使其表象化，使其着燃爆发。但深层次的兼并土地，贪官污吏，盘剥百姓，军队罪恶这些人祸，却已经造成阶级矛盾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没有辽事，也会有民乱，只是早和晚的问题。但就这样一篇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的，至少暂时缓解阶级矛盾的上疏，却被当朝大学士驳斥，而弃之不用。就连后来的记载作者，依然倾向于钱士升，而认识不到这篇上疏的重要性和进步性。这又说明，明末的官僚士绅们，已经完全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不可能与民同心同德，共御外侮。
我们再说说崇祯。这个皇帝奇怪就奇怪在他不是一个荒淫无道，消沉享乐的君主，相反，他志向远大，一心想中兴大明，当皇帝17年，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经常性的《罪己诏》，减膳、撤乐，甚至绝食来惩罚自己。所以很多人认为，崇祯是运气不好，从嘉靖年间开始，到万历、天启朝，造成的阶级矛盾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正如崇祯自己说的：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也如李自成《登极诏》里面说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也是这个意思。后世之人也大多采取这种说法。但窃以为不是。
崇祯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朝令夕改，心存狐疑，有心中兴，而才干平庸。才使得原本就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更加的不可逆转了。也造就他自己的历史悲剧。崇祯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崇祯皇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然而，人才何代无之？关键至于知人善任罢了。然而崇祯朝“有君而无臣”。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没有责任吗，而且，孟森也说崇祯“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崇祯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催化剂。
孟子说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国与役处。就是说，一个亡国的君主总是将他的臣民视为奴役。崇祯正是这么一个人。思宗对于大臣的严峻、刻薄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帝王，他总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积累下来的陋习。陕宗嗣在给思宗的奏疏中批评崇祯“日习于尊倨而不自知”、“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一个过分苛求的帝王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后代史学家常感叹崇祯朝是“有君无臣”。其实，崇祯朝被杀的大臣是最多的。在一个频繁更迭和滥杀大臣的朝代里，又有谁敢有什么动作呢？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越不敢有所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思宗的奏折里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心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崇祯朝的政局，正是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的，而崇祯最终也落得众叛亲离。
而且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还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十两(原载为五百两，但五百两似乎不对，而可能是笔误)，镌有永乐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
所以明朝的灭亡是天数，也是人祸。历史证明，天数并不是完全不可逆转，而惟有人祸，才是根本原因，正所谓：“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
但是即便明朝灭亡，按天数也应该是李自成，而轮不到满清，这个时候，满清又一个大运又来了。
首先李自成自己的失误，战略上的，战术上的，政治上的，这些我不多说，百家讲坛纪连海老师正说多尔衮，已经提到很多。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主要归结于腐化。也就是说李自成的农民军在进北京城短短20来天的时间里，迅速腐化，使其失去了群众基础，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但北京师范大学顾城先生作的《南明史》驳斥了这一论点。顾城先生在考据了一些史料后认为迅速腐化使李自成失败的原因站不住脚。他提出了两点，一：有史料证明，农民军在进北京城后，秋毫不犯。劫掠的是官仓和富户。这是闯军一贯的作风。攻下城池，必开仓赈粮。官仓不够，就“打土豪”。二，任何农民军即便腐化也是三五年后，因为腐化这种病菌，他的特性本来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闯军不可能在短短20来天的时间里迅速腐化的，即便开始有腐化的苗头，范围和作用也是非常小的。所以顾城先生提出：李自成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没有腐化，不腐化的缘故。造成了地主富户阶级在“不降于奴，便陷于贼”这二元选项上，义无反顾的选择了“降奴”。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顾城先生的说法。正是明末官僚地主阶级的集体叛变，造就了满清入关并一统260多年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明末官僚地主阶级，坚持了他们的阶级原则，而抛弃了他们的民族原则。这也是满清统治者入关后，迅速汉化的原因之一。满清的统治阶层，本身就是一个满汉贵族地主结合的政治产物。
所以明朝的灭亡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总爆发，同时也是执政者的失误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而满清入主中原，开创269年中国大清历史，则完全是汉族地主阶级的集体叛变所造成的。
历史的局限性，看不到那么远。
明成祖朱棣，称帝后，几次“北征”关外蒙古，这时从“白山黑水”的原始大丛林里出来的女真部落，作为“仆从军”帮助明军与蒙古军队战斗，明成祖为奖励这些“归附”的女真部落，就将东北地区的一些地方“封赏”给这些部落，这些“归附”的部落被称为“熟女真”，这些“女真”包括：建州女真（“野猪皮”的祖宗）、海西女真。仍留在东部丛林没有“归附”的女真部落被称为：野人女真（海东女真），而更远的女真部落则被称为“生女真”。
这种说法太片面，明朝灭亡是自身原因，如果官僚体制没失控，皇权没失衡，在强大的满清也威胁不了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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