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什么

更新时间2019-02-17 06:50:15

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回顾总结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引发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百年前的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西方阵营领袖和世界秩序主导者。从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冷战后苏联解体，全球秩序历经数次重构，美国逐步实现独霸世界。

大变局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从数次工业革命历程看，每次技术变革都带来生产力革命，进而引发整个社会大变革。英国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先机，确立了引领世界发展的生产力优势，这是建立“日不落帝国”的根本推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得先进生产力主导权，跃升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为确立全球霸权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端于美国，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引领新经济革命浪潮，美国再次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综合实力领先世界。

大变局的关键，是制度优势。英国取代西班牙霸权，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远比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制度优越。百年前的大变局，源于美国建立了更为彻底的民主共和制度，创造了显著区别于英国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标准化大工业生产体系。“天下之治乱，在万民之忧乐”。先进的制度不仅创造了更多财富，也在提升民众生存权、发展权的进程中，决定了大变局的历史选择和演进方向。

大变局的规律，是长期性渐进式。从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 ”到1815年取得拿破仑战争胜利，英国耗时200余年建立起全球性帝国。美国从1894年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到二战后成为西方阵营霸主，历时50余年。究其原因：同一时期有多个后起大国兴起，彼此为争夺霸权长期争斗;同时既有大国不甘心失去霸权，从多方面围堵遏制后起大国，延缓自身衰落和他国崛起速度。

从现实发展看大变局呈现的四个“未有”

未有之权力转移方向。自近代以来，世界权力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不再是少数西方国家你输我赢的“换手”，百年来国际主导权“西方化”的历史惯性有望发生改变。

未有之变局要素比拼。多重因素撼动旧局，推动变局。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科技改变国运面临关键阶段。互联网、社交媒体进一步成为推动国际变局的加速器，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更为根本的，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安全威胁多元化等前所未有地同时并存，成为各国道路、制度、理念激烈比拼新的历史背景。

未有之社会主义振兴。过去百年，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资本主义制度横霸世界，甚至出现“历史终结”的谬论。经过长期努力和接力奋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进性、道路启发性、制度优越性、文化可亲性更加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极大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失衡局面，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全新选择。

未有之人类进步意义。回顾历史，大变局多与血雨腥风相伴，通过惨烈战争，以战后条约体系方式定局，国际秩序的坍塌和建设疾风骤雨、大开大阖。当前大变局总体呈现改良、和平、渐进式：一是不再走大国战争老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通过自身发展、联合自强，实现和平崛起。二是不再以推翻旧秩序为目标。新兴力量积极利用、补充、改革、完善现有国际秩序，拓展自身利益。三是不再是单一国家崛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数十亿人口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体量、数量、质量上衡量，当前大变局对人类发展进步影响的深度、广度、力度前所未有，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版图。

从未来看大变局将呈现出四大趋势交织互动的复杂态势

乱局。阶段性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乱变交错、风雷激荡的表象。灰色地带增多，标准权威弱化。“黑天鹅”满天飞，“灰犀牛”遍地跑。国际形势波动幅度加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成为常态，出现战略意外导致战略危机的可能性上升。此外，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的人文危机，人与人冲突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的精神危机，文明之间冲突的价值危机等都将有所发展。

破局。西方内外治理困局的综合效应进一步显现，国际权力扩散和再分配进程提速。西方经营百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圭臬、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等级结构被逐渐破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国际塑造力的资源、领域、手段、平台进一步增多。改良旧秩序，建设新秩序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解局。全球治理能否摆脱困局，大国协调能否有效推进，世界经济增长能否挖掘新动能，科技革命能否为人类进步带来真正福音，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否得到有力遏制，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否得到及时回应。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迫切需要新思维、新理念解疑破题，走出迷局。

新局。乱而思治，危而望安。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进步潮流，积极提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为人类解开变局之惑提供理论引领、合作倡议、行动指南和实践创举。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与人类的和平发展之路同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局必将迎来光明前景。

从综合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对我国总体有利

乱局的对比有利。面对大变局，西方阵营内部矛盾、部分大国内部各政治势力及社会思潮之间的矛盾都在发展。中国之治和世界之乱形成强烈对比，中国成为各方竞相争取的合作对象，有利于我国纵横捭阖，扩大战略回旋空间。

破局的趋势有利。秩序新旧交替、体系破立并举的转型过渡期，为我国培育和扩大国际制度性权力提供了重要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有利于我国发挥制度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解局的需求有利。在世界向何处去的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世界注入了巨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发挥了国际形势稳定锚、世界增长发动机、和平发展正能量、全球治理新动力的积极作用。世界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增强，为我国树立形象、扩大影响、塑造变局提供了机遇。

新局的期待有利。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人民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契合世界对新局的期待。这有利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创造和积累良好外部条件。

当然，大变局也意味着我国的外部环境必定风云变幻，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周边安全问题频发、海外利益安全风险高企等问题错综复杂，危机与良机相互交织，快速转化。但总的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以正确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把握国际大变局和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

以历史思维把握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面对的种种难题和挑战都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纵观历史，大国崛起必然面临守成大国的打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民族复兴进程更不可能轻轻松松。同时，国际舞台中央也是国际矛盾风口浪尖，阻力与风险如影随形，不进则退。我们要以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积淀从容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规律走向，坚定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同时积极进取，乘势造势，推动大变局向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历史正确方向前进。

以辩证思维应对变局。世界之变同时蕴含机遇与挑战，很多变化均利弊皆有，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机中见危，化危为机。我们要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初心和使命不动摇，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善于驾驭和利用矛盾，准确把握主次矛盾，始终掌握应对变局的主动权。

以战略思维引领变局。大变局中，国际事务的中国印记和中国事务的国际属性同步增强，我们要从更高层次、更广视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升推进全球战略的意识和能力，走稳和平发展之路，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影响世界。

以创新思维塑造变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永无止境，要永不懈怠，勇于创新，勇立国际变局潮头。要探索中国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新路，推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不断打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示范田。要用好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时俱进，为变局提供理论、手段、机制支撑。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自身前途命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取得了一场又一场伟大斗争的胜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紧密围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加强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思想认识和理论实践统一到习近平外交思想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实践“四个自信”，在大变局与新时代的相互激荡中积极作为，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第一，世界权力转移对象出现根本性变化。自近代以来，世界权力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出现“东升西降”的现象。世界主导权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之间“倒手”的局面走向终结，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的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第二，国际格局动荡。美国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圭臬，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令美国与盟国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与盟国裂隙扩大，甚至出现“对着干”的现象，美国陷入了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状况，与盟国关系跌入二战之后最低点。在西方，国家利益至上，减少对美国依赖，日益成为主导盟国关系的核心因素，美国盟国正试图走上战略自主道路。

第三，世界秩序出现动荡和危险。美国政府试图以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取代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等国际组织和协议，这是对国际规则的严重破坏。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无视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钢铝产品进口关税;推行贸易霸凌主义挑起贸易争端;阻挠WTO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等，致使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陷入困难的境地。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置现行国际规则于不顾，以牺牲别国和世界整体利益为代价，拓展自身利益，变成一个利益索取者。

第四，世界正经历大调整。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现行国际秩序存在着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弊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可的，以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相距甚远。而特朗普政府则认为现行国际秩序让美国吃了“大亏”，肆无忌惮地破坏现行国际规则，成为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修正主义者”。

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是以推翻旧秩序为目标，而是采取和平和渐进的方式，通过补充、修改和变革的措施，积极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以和平方式，实现新旧秩序转变和治理模式改善。在各国相互高度依赖的情况下，这个进程所遇到阻力之大、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注定将是百年未有之大调整。

第五，大变局要素的比拼前所未有。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以及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将深度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变局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是重塑变局的一个新的重要变量。国家治理机制、手段、执行力的比拼成为主导变局走向的主要因素。大变局要素的比拼涉及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广度和深度之大令人震惊。

世界在经历大变局的同时也蕴含着机遇与挑战。我们应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变局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两个百年计划提供良好外部环境，这是我们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