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3-11 11:12:06
【1】朗读者十二期青春观后感
“朗读者就是朗读的人，朗读是传播文字，而人是展示生命，将值得尊重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就是我们的《朗读者》。”央视大型文化情感节目《朗读者》开播至今，受到众多媒体的热荐。目前，节目已播出11期，个性标签也越来越明显，它不是纯粹文学的阅读，也不是追求技巧的朗诵，而重要的部分在于穿透文字之美触摸生命之美，落脚点在于“情感”和“精神”。
即日起到5月10日，北京晨报社将与《朗读者》共同面向读者们，在青岛独家征集你的“青春”故事，任何你想说的故事、所有你所铭记的回忆，或喜或忧或近或远，都可以整理成完整的一段故事发给北京晨报。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你的故事跟“朗读”和“青春”有关，就可以通过北京晨报官方微博告诉我们，优秀的作品经筛选后将有机会得到董卿一对一的语音回复。在微博上参与话题#如果青春能重来#，并@北京晨报，都可以参与到此次青春故事的征集中。
【2】朗读者十二期青春观后感
青春是苦涩的又是甘甜的，是清晰的又是朦胧的。青春是我们奋斗的资本，为了梦想，我们必须接受挑战。5月6日晚，《朗读者》即将迎来本季的最后一期节目。在这场以“青春”为主题的朗读中，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歌手老狼[微博]、导演冯小刚[微博]、诗人余秀华等嘉宾将共同现身与大家一起致敬青春。
荷尔蒙青春 老狼回忆“摇滚青春”自曝两首歌征服高晓松[微博]
每个人都曾有过青春，在那个情感泛滥的年纪，我们开始尝试在父母和老师的教育之外，自己寻找关于爱或梦想的人生意义。最终无论留下怎样的回忆，青春在大部分人心中都始终是一个听见就觉得美好的词汇。校园民谣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青春印记。
节目中，民谣歌手老狼将现身与大家一同回忆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现场，老狼坦言，自己在还未凭借《同桌的你》成名前，曾是一位摇滚青年。那时候，同样正处于青春年华的高晓松组建了一支叫“青铜器”的摇滚乐队却苦于没有主唱，于是通过朋友找到老狼。而老狼仅凭《天天想你》和《我要的不多》两首歌就顺利“征服”高晓松，成为了乐队的主唱，之后又一同合作了《同桌的你》《睡在上铺的兄弟》，从此一炮而红。
对于老狼来说，青春就是荷尔蒙，是不计后果的闪亮的日子。老狼笑言，当年校园里最受欢迎的就是文艺青年，“那时候搞摇滚乐为了出风头要留长发，最长留到过腰这里，成功打造了一个流浪歌手的形象。”
晦涩青春 余秀华感慨青春的自卑与倔强
有些青春美好又闪亮，然而也有些青春苦涩又迷茫。对于诗人余秀华来说，她的青春就是一段难以言说的“晦涩文章”。
从小，余秀华就因为出生时倒产、缺氧造成的脑瘫行动不便，说话也口齿不清，在普通的同学眼中，是个与众不同的“异类”。为了证明自己不必别人差，余秀华在学生时代竭尽所能努力学习。在得知父母不希望她继续读高中后，倔强的余秀华还直接一个人跑到校长办公室，要求继续读书。
然而这些倔强也掩盖不了身体缺陷造成的自卑。直到现在，余秀华都害怕别人看自己吃饭，坦言道：“怕搞砸，一个人自卑的心理不是一时半会能解除的。”甚至面对爱情，余秀华也一边憧憬向往一边克制退缩。在评价自己的青春时，余秀华用了“晦涩”两个字，或许连她自己都解读不出自己青春中蕴含的复杂心绪。
在这些不同的青春中，我们或许能看见自己，或是回忆起一些早已忘却的记忆。究竟他们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朗读?今晚央视一套20：00、明晚央视三套19：30，《朗读者》第十二期本季收官之作，邀您一起朗读青春!
【3】朗读者十二期青春观后感
最近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中国诗词大会》受热捧，《朗读者》受热捧，一些以文成名的“平民明星”也受到热捧。这些现象明白地提示人们，目下并没有什么古今中西之别、文言白话之争，倒是有一点共通之处：人们内心中那些最柔软的部分，很容易被朴素的语言和灵性的生命体验激活。
今天，当我们见证各类以文字为生的平民明星横空出世、“一战成名”时，应当感谢的绝不是什么“祖师爷赏饭吃”，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各位先贤干将。没有他们整整一个世纪前的艰难推动，就不可能有现代文学革命，更不可能有这类文化领域的“庶民胜利”。
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白话文的推广从标点符号开始。“句读之不知”似乎比“惑之不解”更低级。但是，当胡适等人试图引入现代标点符号来解决这个初级问题，竟然遭到那样强烈的抵触：“秤钩(指问号)也能入文吗?”
白话文革命的最根本动机和最深远影响在于达到“言文一致”的效果。所谓言文一致，简单说来，就是书面语言和口头表达一致。晚清的黄遵宪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胡适说“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人们常常用“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来描绘人的言行分离。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人们的言行分离之间还有一个过渡状态，就是言文分离。说的是一套，写的另一套;日常语言是一套，文化积淀又是一套。
“言文一致”有助于消除言说经过文字最终过渡到行为的中间环节。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并轨，当然是前者对后者的兼容并包、雅俗共赏，让文学飞入寻常百姓家，不离乎人伦日用。由此，从文学革命而至伦理革命，再由伦理革命发展到五四时期的政治革命。五四青年们的街头演说，一定不会是大臣们的奏折体，也不大可能是西游水浒红楼体，而只能是一种更彻底的平民话语体系。只有这种言文一致的文体能够发挥出政治动员的巨大能量。
大俗之中蕴含着大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非要表达出某种民粹主义的腔调，那未免做作，也沦为乡愿。然而雅俗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通道。诗三百篇不过是时人口耳相传的歌谣，传至今日已被人们奉为大雅，正所谓“思无邪”;诗为正统时，词体被认为是轻佻浮躁，太过世俗，陆放翁生逢诗词相交之际，诗有九千首，词却不多，不过是用作世俗消遣;待后人将词奉入庙堂，民间的曲又成为世俗的代表;再后来是小说，然后是白话小说，到今日白话小说也已登上大雅之堂了。这雅俗之辨，实在是亘古不绝，绵绵不断。
为了推广白话文，当年胡适曾与古文派在诗歌层面上“斗法”。相对温和的保守派文学团体“南社”并不反对在小说和演讲中使用白话，但坚持认为诗歌是个例外，因为诗歌是“文学的高级形式”。胡适偏不信这个邪，闲来无事写了不少白话打油诗作，这些当时的旧派文人以为俗不可耐的作品有不少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其中就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流行歌曲《兰花草》。
我们完全无须抬高这些年不断出现的某些现象级平民文人，他们的文风之所以让人眼前一亮，并非有多么的清奇超凡。恰恰相反，这些“新风气”正合于陈独秀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摇旗呐喊时，所撰的《文学革命论》中那几句标志性口号：“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白话文的推广固然有新文化运动先锋们冲锋陷阵、左冲右突的功绩，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背景则是数量庞大的“阅读受众”群体被批量化地生产出来了。各类新式学堂层出不穷，培养出大量现代知识阶层，他们具有一定的购买力和阅读理解能力，是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
在当时的脉络中，农村被视为文化荒漠，没有哪家媒体是旨在为农民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今天则不同了。文盲几乎不存在了，文化传播的载体也一跃进入智能化、数字化阶段。技术进步貌似让世界变得更“平”、也给城乡设置同样的文化议程。因而，掌握了先进的文化手段和工具的农民，也可以在今天写出动人心弦的文字。
问题在于，今天的阅读环境和氛围，在表面繁盛之下，也有着迥异于以往的乱象，这很像波兹曼对奥威尔和赫胥黎的比较：也许今天更值得我们担忧的，是那种淹没在一地鸡毛下的生活琐事、汪洋大海的信息浪潮之中的精神文化需求。每每看到世界读书日所披露的国民阅读质量每况愈下，我就不由得想起那句老话：“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对于物质需要的满足，文化需要的满足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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