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1-20 01:04:43
戴高乐曾主动约见驻法大使
1964年中法建交。第二年7月，法方派出戴高乐的得力助手、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先行访华，为中法高层直接对话投石问路，并为法国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埋下伏笔。马尔罗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分别会见了他。马尔罗向中国领导人强调，戴高乐希望通过政府领导人之间接触来促进中法关系的发展。
1966年2月，法国外交部向中方提出：拟邀请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法，法方首先考虑的是周恩来总理。对此，我方迟迟未做答复。于是，戴高乐只好亲自出马，主动约见中国驻法大使，亲口邀请周总理访法。
法国是个很注重尊严的国家。戴高乐对领导人互访的原则是“你先我后”，不愿先迈第一步，以免给人以有求于人或移樽就教的印象。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赫鲁晓夫无一不出访法国在先。当时中国领导人与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互访，也有一条原则：“彼先来我后往。”周总理指示：根据当前国际形势我国领导人不宜先行访法。这样，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搁置下来了。
曾设想1971年访华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使中法关系一度跌入低谷。1969年1月，戴高乐任命马纳克为新任驻华大使，意在修复两国关系。同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在公民投票中处于少数而自动引退。以总统身份正式访华成了他的未遂宏愿。离职后，戴高乐曾多次提到访华的打算。马纳克曾积极筹划他的访华事宜。1970年3月2日，他在给戴高乐的信中建议：“将军，有一件大事可做。对于法国，对于历史都是一件大事……这就是远行到中国来。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戴高乐在1970年4月10日的复信中没有明确表态，只含蓄地表示：“至于您向我提出的建议，尽管我目前还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请您至少了解，我已把这事记在心间了。”
9月9日，戴高乐的表侄女戴高碧动身去中国前，来到戴高乐的科隆贝乡间寓所。戴高乐表示很想去中国，最后他表示：“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请……当然，我必须能同毛主席交谈。这将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交谈。”
后来戴高乐曾向至亲好友私下吐露，他具体设想1971年6月成行，在中国度过“6.18”这个历史性日子。1940年的这一天，戴高乐在伦敦广播电台发出抗德号召，一跃登上了历史舞台。1972年7月，法国外长、前“自由法国”发言人莫里斯.舒曼访华时，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十分肯定地说：“戴高乐想来中国访问的决心很大。他本来打算1971年6月来。”
可惜，没有等到这一天，戴高乐于1970年11月9日因动脉瘤破裂猝然去世。
双方最终没有迈出一步
戴高乐为人高傲，自尊心极强，他虽有访华之意，但本人从未直接或间接向中方表示过。有一回，马纳克大使利用外事活动的机会向周总理表示，他在北京曾收到戴高乐将军的信，有意把话题转向戴高乐，探一探周总理的口风。总理沉思片刻，很有分寸地说：“我们十分敬仰戴高乐将军，你能替我把这话转告他吗？”马纳克确实把这话传给了戴高乐。仅此而已。
中法建交20周年之际，有人问德姆维尔（曾在戴高乐手下当过10年外交部长，又是戴高乐任内最后一位总理）：戴高乐将军为什么没有访问中国？回答是：“当时条件下，国家元首出访外国不像今天这样司空见惯。”这位资深外交家语焉不详，倒也约略点出了症结所在。
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1890—1970），是法国杰出的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领袖，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
戴高乐生于法国北部里尔市公主街9号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戴高乐家族从16世纪到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止，祖祖辈辈在司法界做官。家族的命运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戴高乐家族属于那种忠于法国古老传统的偏于守旧的家庭，父母都是热忱的爱国者。其父在普法战争时曾加入志愿者队伍与德国人作战，并获军功勋章；其母曾经向他追忆当时外祖父母得知巴赞元帅向普鲁士投降后，是怎样伤心地流泪的情景。在先辈民族主义情绪的熏陶下，他自幼矢志于雪普法战争败绩之耻。14岁时，他立意投考圣西尔军校。
1907年，戴高乐的父亲把他送到以数学成绩闻名的比利时安托万中学就读，因为考圣西尔，数学成绩必须出色。戴高乐一心要考军校，所以他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一年后他转学进入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学校。1909年8月，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考试，这一年他刚好19岁。根据军校校规，新生入学要当一年兵。1910年10月，他如期正式进入圣西尔。戴高乐在学校勤奋学习了两年，于1912年10月1日毕业。他以少尉军衔在第二步兵师第三十三步兵团任职。在该团他受到团长菲利普·贝当（后成为元帅和维希政府首脑）的赏识，一年后被晋升为中尉。团长贝当写下了如下评语：“异常聪颖，忠于职守……极堪嘉许。”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戴高乐在与德军作战中表现出色，很快被提升为上尉。1916年3月在凡尔登战役中受伤被俘。在德国人的监狱中他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俘虏生活，期间他曾设法越狱，但未获成功。直到1918年11月大战宣告结束，他才从俘虏营中获释回到法国。
1919年4月，戴高乐被派到波兰朗伯尔托夫军官训练学校担任教官，讲授战术学。期间参与指挥波兰军队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获波兰政府最高勋章。
1921年3月，戴高乐奉调回国。4月，与伊冯娜·旺德鲁在加莱地区圣母院举行了结婚仪式。10月，奉命到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战争史教员。但他不满足于现状，渴望进入高等军事学院深造。1922年11月，他如愿以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两年后毕业，供职于总参谋部。毕业后他潜心研究军事科学，从1924年到1938年，先后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1924年）、《剑刃》（1932年）、《关于职业军》（1934年）、《法国和它的军队》（1938年）等多篇著作，阐述未来战争的特点，强调坦克、飞机、步兵协同作战的重要性，主张将坦克编成装甲部队，作为进攻手段，这些军事思想招致了一些上层人物的非议，但也受到政界个别人士，如保罗·雷诺（曾任财政部长，1940年出任政府总理）的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戴高乐任坦克旅旅长，1940年5月升为第四装甲师师长，在拉昂和阿布维尔一带奋力阻击德军，受到国防部嘉奖。同年6月，他出任雷诺政府国防部副部长，这是他首次担任政府职务。6月14日巴黎失陷。17日，曾被戴高乐视为“恩师”的贝当元帅接替雷诺出任总理，向德国乞降。戴高乐毅然决定离开法国，飞赴英国，与贝当政府决裂。 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广播电台向法国人民发出著名的“六·一八”号召，指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绝不会熄灭”。他在海峡彼岸的伦敦树起了第一面法国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旗帜。伦敦也由此成为“自由法国运动”的中心。
戴高乐率领“自由法国”军队，在近东、非洲一些法属殖民地与德军作战。1941年至1943年他先后组织和领导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期间曾与美、英发生摩擦，但他坚持顶住了各种压力，维护了法国的利益。1944年6月，戴高乐出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指挥所部加入盟军，为解放法国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11月，戴高乐被立宪议会选为临时政府总理。由于无力改变战后多党控制议会的局面，于1946年1月20日辞职。1947年4月，他建立法兰西联盟并担任主席。1953年他宣布退出政治活动，隐居家乡科隆贝，期间撰写了《战争回忆录》一书。
1958年5月，法国陷入由阿尔及利亚战争触发的严重政治危机中，叛乱分子要求戴高乐出面组阁，戴高乐借此重返政坛。6月，出任第四共和国末任总理。12月21日当选为第五共和国总统。他提出新宪法草案，主张扩大总统的权力，限制和削弱议会的权力，降低总理和内阁的作用。1959年1月8日，戴高乐正式就任共和国总统。1965年再度当选。任职期间，结束了历经7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承认了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一系列法国殖民地的独立，加速了法国非殖民化的进程。与此同时，戴高乐开始全力谋求法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地位。这是他从青年时代就树立起的抱负：恢复法国在战争中失去的世界大国地位，进一步使法兰西民族重放历史上的光辉。为实现这一抱负，他认为：法国必须制定独特的外交战略，反对大国控制。
1958年9月，戴高乐针对美英两国在北约的所谓“两头领导”提出了挑战。他在致和麦克米伦的信中，提议在北约中建立美、英、法3大国理事国，否则，法国就不再为北约的发展负责，并将根据条约有关条款保留对北约进行改造和退出的权利。由于法国当时不拥有核武器，上述提议被美英两国拒绝。戴高乐决心利用法国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地位与美国抗衡。他采用了拉拢联邦德国，排斥英国，以法、德为核心，以欧共体为基础，实现欧洲的政治联合的策略。在北约中，他坚持独立行事的原则，拒绝美国在法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全力发展法国独立的核力量，1960年2月，法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3年6月，从北约撤回了法国的大西洋舰队。1966年3月，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1964年1月27日，法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实现法、中两国建交。中法建交对美国妄图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无疑是一沉重打击。
戴高乐在执政期间，对内注重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尤其对本国尖端技术和新兴工业的发展，更予以全力支持。法国在戴高乐执政期内，进入了西方舆论界所说的战后“黄金时代”。但是由于法国在核发展计划中倾注了巨额款项，给国内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同时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加深，失业、罢工困扰着戴高乐政权，人们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
1968年5月，巴黎大学学生上街游行，同军警搏斗，社会各界支持并参与进来，酿成“五月风暴”。参加者达11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这场风暴大大削弱了戴高乐的地位。1969年4月27日，戴高乐要求公民投票表决他提出的两项改革法案失败，次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离开政坛后，戴高乐回到科隆贝故居。他谢绝了政府给予他应得的前总统年金，深居简出，潜心著述。他撰写的有关第二次执政的《希望回忆录》一书，未及完成，于1970年11月9日因心脏病猝发去世。
戴高乐是当代法国杰出的伟人，是代表法兰西民族的一面旗帜，也是20世纪中当之无愧的国际风云人物。戴高乐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在发去的唁电中称他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戴高乐拯救和恢复了法国的荣誉，在他去职和逝世后，他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奠基人继续受到人们的尊重。为了纪念他对法国所作的贡献，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
法国二战时期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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