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1-06 06:44:31
到底是什么？
苏轼，一个浪漫的诗人，一个豪放的词家，一个超脱的文人，一个潇洒的人间过客，一个最具人格魅力的人生大师。 苏轼的人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并对三家兼容并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现苏轼个性的人格精神体系。
儒家讲求入世，苏轼做官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报国，干一番大事业，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敬佩英雄，更渴望成为像周瑜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古风流人物”，甚至在已经“鬓微霜”的年龄，仍发出“又何妨”的呐喊，强烈的入世精神表露无遗。他会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悲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壮志未酬，功业无成，失望至极，更从反面表现了苏轼的强烈的进取精神。
苏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讲求辩证处世，物我合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就像一场梦，辉煌像周瑜一生，失意像我苏轼一生，都是一场梦而已。“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在滚滚不息的长江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一切的失意潦倒，愁苦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一个瞬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逝者如斯，“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也”，“人无尽也”，水、月、人都是既变又不变的。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
佛家思想同样深深地印入了苏轼的人格和心灵之中。佛家说“万事皆空”，人生中的原本使人烦恼、让人心焦的诸种悖论，生死、贫富……都可以被化解。所以，苏轼渴望超脱生死贫富得失祸福荣辱等一切世俗的悖论对人的心灵的束缚。“了无丝发挂心，置之不足复道世”“还以世俗，永与世俗忘。”他对功利人生结局看得透彻，对富贵等悖论淡然处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短短几行，居然包括了四重境界：吟啸暴风骤雨，一任烟雨平生，笑看雨过微晴，无风无雨无晴。苏轼的一生并非无风雨。三次遭贬，一次坐牢，可谓大风大雨，他却能不俱风雨，一任平生，笑看阴晴。如果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让人佩服的是能够做到无风无雨无晴。
苏轼的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是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是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是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更是一种不理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苏轼，是一个充满了独特人格魅力的苏轼。
一个浪漫有才华的文学家，
就是很高尚
苏轼自幼即“奋励有当世志”，具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至君尧舜，此事何难”；他想以天下为己任，要“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既有识，又有为；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是一个著名的务实家。他处理政事，“拙于谋身，锐于报国”，是极端厌恶希合、俯仰、以求进用的人物。史书说他“刚正嫉恶”、“遇事敢言”、“忠规谠论，挺挺大节”。他自己也反复说：在政治斗争中，“赋性刚拙，议论不随”；“专务规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比如王安石当政时，苏轼自知“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和，进用可必。”但他“不忍欺天负心”，决不像投机分子邓绾那样假意附和新法，“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而是以其吏制观点，力攻新发的激进和“失在于任人”的弊端，最后遭嫉入狱，几乎丧生。在“元佑更化”时期，旧党司马光为相，苏轼被召回朝廷，官运本可亨通，但他又于“交契最深”的司马光力争“免役法”的存废，认为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是个错误的施政方针，争论后连呼“司马牛！司马牛！”致使司马光忿然要驱逐他，逢迎司马光的人也诬他为“王安石第二”，又迫使他“补外”而去。这都体现了苏轼忠贞刚正的政治品格，为后人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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