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1-02 01:21:26
可能，最早是出于记忆的方便吧。“诗言志”的说法可能起源比较早，《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但那时候的“志”可能更偏向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阶层的公共理想或者利益诉求，而较少个人的情感。
春秋时期，使臣出使别国时，有“赋诗言志”——借大家都知道的诗歌表明自己立场的习俗。那时候的诗歌有点像今天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外交辞令。或者，更简单的说，是“套路”。既然是套路，就要简明易懂、好说好记。显然雅韵的、字数规整的诗歌、骈文要比古文容易背诵的多。何况在那个没有标点符号的年代，诗歌骈文也比散文更容易句读。（就是放在今天，古诗再难背，也比那些“形散神不散”的散文容易些吧？）
到了秦汉之后，中国大一统了，这些“外交辞令”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魏晋时期人性解放，“诗缘情”的说法开始抬头。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大概是曹丕。小时候受越剧荼毒，总觉得曹丕应该是鼻子上抹一点白的反派。可是看他的诗歌，却是情感细腻得不得了，完全不像他在政坛上的形象。也许，那时候开始，就有一些人希望通过诗歌来活出“另一个自己”吧？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璧。但这似乎又是两种很不同的东西，且两种形式都有过巨大的嬗变，尤其是“词”。词，在诞生之初是被人看不起的，看《花间集》也确实如此，通篇看下来，我只记得“玉体横陈”这个意向，说到底就是那个年代的黄色文学。“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属于潜在写作，很多大家是羞于承认自己“善作词”的，这种情况，大概要到王安石、苏东坡才开始有根本改变。
当然，词的存在在唐末五代以及宋朝，还有一项重大的功能——谋生。妓女们是作词、唱词最主要的群体，用来讨好恩客。（和今天的流行歌曲有点相似——在某种意义上）
明代已降，我的印象中诗词已经没落得狠了，那时候流行的是戏曲、小说（依旧是小道，可每个时期，真正在老百姓中兴旺发达的都是小道），明清的诗词作者，我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大概就是纳兰容若。他的词颇有古风，属于一类，不过他是少数民族，对于汉文的敏感程度可能和汉族士大夫有所不同，我想。同时，诗词之于纳兰容若，纯属贵族消遣。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诗词从明清开始已经基本属于“死文学”
那是文化，不能从实用角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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