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梅协定》的当事人何应钦为何不被追究为汉奸？

更新时间2018-12-24 19:43:45

 

《何梅协定》的当事人何应钦为何不被追究为汉奸？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什么不报复欲杀他的何应钦传统的观点对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是一边倒的批判，认为其企图杀蒋自代，居心叵测。但自80年代末以来，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异意，他们的观点认为：1.主张武力讨伐最得力的是元老派和黄埔少壮派2.国民党中央未放弃武力讨伐3.主和派也不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武力4.论资力，声望，实力，何应钦不能和李宗仁，汪精卫比，即使杀蒋也难以自代5.何力主讨伐，却也不完全反对政治解决，曾给宋氏兄妹相应的配合6.从事变后蒋介石对何的赞许态度也可以反证，何的动武是其能接受的。1笔者将对后一种观点，从“时代背景”，“对何本人的分析”等方面进行适当的补充和完善。一．事变发生后的历史背景我们分析人物和事件，不能脱离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而通过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反映情况，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当时的大背景是怎样的。事变当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十四个团体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由上海来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从国外回来的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的代表江隆基。代表们认为张杨举行的兵谏和所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是反映了时代和全民族要求的具体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主义行动，决定发表通电，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事变后新出版的刊物如雨后春笋，有四十多种。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十多天内成立了陕西援绥抗敌战地服务团，陕西回民抗日救国会，西安妇女救国后援会，西安新闻界救国会，印刷工人救国会，公务员救国会等三十多个群众团体。二十多个县陆续成立救国会。个别地方如长安县杜曲，临潼县新丰等地区出现了西北人民抗日先锋队，抗日义勇军等群众武装组织。这时的西安到处是一片团结救亡的革命景象。事变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函电交驰，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的三天内即发出电报一千多封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十四号致张杨电报中说：“今闻佳音，额首称快，尚祈公等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大主张，他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敝会等誓为后盾。”2平，津各救国团体还派邹大鹏为代表到西安，表示对张杨爱国行动的支持。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2月15日发表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各方实力派，各军政领袖，在抗敌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为全国抗战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希望政府当局对于陕事，能谋迅速和平的解决，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3国内的舆论界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等，也在发表评论，主张抗战必须坚持，内战不能扩大，蒋介石应该释放。一些知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马相伯等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回南京，避免发生内战，一致抗日。同时，各地方实力派都根据各自的利益，做了不尽相同的表示。例：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与十六日夜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确实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实行对外。通电主要内容：“西安事件主张用政治解决，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4四川的刘湘从1934年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插手川政起，一直对蒋不满。但是在这个非常时刻，刘放下个人恩怨，于19日致电张杨：“内战必致亡国，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庶能保全国脉于万一”“介公久留西安，更足促成内战，加速覆亡，务请立即恢复介公自由”5其他地方实力派，绥远的傅作义，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蕖等都做了类似的表态。其主要态度是：要求和平解西安事变，反对内战，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这样，全国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于事件后的表态，空前的一致，说明当时国内的大环境是“以和为贵”，任何趁火打劫，惟恐天下不乱的行动都是不得民心的，“谁挑起内战，谁就是中国的千古罪人”这点相信何应钦本人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同时，西安事变也震惊了世界。美英为了维护自己在华的利益一贯支持蒋介石政府，压制日本在华势力。美国《民声讲坛报》社评最为直截了当：“蒋介石将军素主‘剿共’，因而日本鲜能获得口实以侵略中国。反之，张学良此次行为，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有利益者，也为之感觉不安。”6苏联长期以来希望用中国的稳定，拖住日本在远东的力量，保证东边的和平，所以一直惟恐日本有出兵的借口，《真理报》发表社论对张杨的举动口诛笔伐，称：“他（张学良）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7日本此时加紧侵略中国，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破坏抗日团结，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在事件发生后日本并不是立刻采取行动，而是采取了“静观”的态度。《朝日新闻》指出：“日本立场最要慎重”，“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予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但是，日本毕竟不可能袖手旁观：“此刻请中国方面特别注意的是，对于目前的困难，切不可走错了路径，若只管依靠欧美苏联，将会要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8可见，当时国际反映错综复杂，没有一个主流的声音，各大国（包括苏联）都在为自己的利益打着算盘，特别是日本棉里藏针的表态更是把侵略嘴脸表露无疑。何应钦在日本留学多年，和日本打交道最多，深知其心，一方面是国内的和平呼声不可违逆，一方面是日本的压力巨大，何应钦夹在其间，一个处理不好，其后果都是难以想象的。明确何所处的大环境和事件发生后的大背景是必须的，这对我们以后分析何主张讨伐的原因是个有力的铺垫。二．解析国民党内的讨伐派对于“讨伐派”，传统的解释是：“和以宋氏兄妹为首的亲英美派（主和派）相对立的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笔者认为此提法不妥，首先讨伐派不等于亲日派；其次何应钦不等于汪精卫——何汪的身份地位立场都不同。何不是汪那样的汉奸，不能因为之前何签定丑名召瞩的《何梅协定》就给他戴一个亲日派的帽子。出身黔军的何应钦，自从进入黄埔军校执教起，就以其勤勉恭俭，忠于职守，谨言笃行，唯命是谨的秉性，深得蒋介石的信赖和倚重。不管从何接受蒋的授意破坏国共合作，“围剿”红军，签定《何梅协定》，还是后来接蒋指示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参与指挥内战，破坏和平协议……笔者认为他始终是一个“亲蒋派”。何应钦从在日本和蒋结识开始到后来黄埔时期共事，他一直是一个忠顺蒋的人，虽然期间偶有不和，但他仍然是“黄埔系”中蒋最得力的干将，最后安稳的当了十多年的国民党军政大管家。所以我们有必要把“讨伐派”做一个具体的分析，给何应钦所持的立场做一个准确的评价。其实当时的“讨伐派”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何应钦，国民党中央的元老派，黄埔少壮派。他们对外有一个共同的表现：“力主讨伐”。但是其力主讨伐的原因却又各不相同。先来看元老派。元老派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肱股之臣，如：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于右任等，他们对于蒋介石长期以来以孙总统接班人自居，把自己凌驾于党国之上，搞独裁统治的做法不满，但又因为没有实际的军事权利，只有对蒋唯唯诺诺。现在蒋被禁，对于他们来说终于有了一个说话的机会，于是“西安事变一发生，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一变其从来的态度，站起来痛切陈词，认为张学良是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即明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不成为政府。”在国民政府颁布的剥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的电报中也说：“该员以身负剿匪重责之人，形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9。可见，元老派表现出的是所谓的“官方论调”，他们以主持大局的肱股自居，强调国家纲纪，国民党的权威，对于张杨理所当然的要“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体”10。而对于蒋介石本人的安全，反倒不是很在意，于右任露骨的说：“站在政府的立场，只有讨伐一途，至于蒋的前途，就要看他自己的命运了”11。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即使是一直对蒋不满的元老派，也没有借机杀蒋而后快的表现，他们只是对其安全看得比“国家纲纪”轻而已。再来看黄埔少壮派。以邓文仪，贺衷寒，董钊，王敬之，俞济时，刘健群等为代表的黄埔少壮派是蒋亲信黄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一般都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军政人员，既有年轻军官，也有特务头目，是蒋排除异己，打击对手的有利工具，是其维持独裁统治的重要筹码。他们与蒋既是师生关系，同时也是上下级的主仆关系。蒋的安全与否关系到其政治前途如何，加之他们年富力强，血气方刚，易于冲动和过于担心蒋的生命安全，所以黄埔少壮派是力主讨伐的急先锋。邓文仪为书记的力行社是最早主张讨伐张杨的。在事变爆发的当天下午，一接到电报他们就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动员军队包围西安。同时，以贺衷寒，刘健群为首的复兴社也没有闲着，该社总社于事变次日召开紧急大会，专为讨论“如何营救领袖脱险的问题”。他们认为：“要集中全路来营救领袖脱险，发扬黄埔精神，必须发动全国路海空军全部力量，围攻西安，活捉张学良到京明正典刑”并且“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打电报给张学良，希望他早日悬崖勒马，翻然悔悟，亲自把领袖护送来京谢罪，尚不为晚。否则全国黄埔青年将领，不顾一切牺牲，将率全国大军围攻西安，并大肆轰炸，届时将粉身碎骨，后果完全由张学良负责”12。可见黄埔少壮派的态度明确：重兵包围西安，派飞机从空中进行威慑和侦察，不让张杨挟持蒋逃出西安。这样“张杨就决不敢加害于蒋，估计他们决无与蒋同归于尽的打算，这样可使蒋早日平安脱险”13。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采取军事行动只是他们运用的手段，尽快救出蒋介石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综上可见，就算何应钦没有力主讨伐，国民党内部的“杀伐”之声依然很强烈，而因为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所以何应钦的态度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而何“一边倒”的主战态度，也使其背负了“亲日派头目+野心家”的罪名（真正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12月20日才启程回国）三．何应钦力主讨伐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首先，我们来看何应钦其人，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1909年秋，当时的清政府陆军部考选留日学生，何应钦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振武学堂补习日语和基础课。当时蒋介石比他高一级，是其学长。后来1924年1月蒋介石受命组建军事学校，蒋与何既有留学日本的同学关系，又闻其在贵州办讲武学堂不乏实绩，遂邀何共事。2月9日，被蒋引见孙中山，被派以军事参议名义协助筹办军校。4月26号，在何应钦等主持的一次下级干部实战演习上，何的不惧牺牲，正面快攻的作战计划得到蒋介石，廖仲恺的称赞。此次演习被称为：“奠定黄埔军校冒险犯难精神之基础，而成为以后数十年来黄埔传统之精神”14之肇端。何也借此以后担任军校总教官，受到蒋的重用。1925年3月12日东征陈炯明的著名战役——棉湖之战中，在敌军将蒋介石的教导一团分割包围，并攻至团指挥所附近的危急时刻，何应钦亲率参谋，警卫和勤杂人员上阵冲锋，在友军的配合下，终于以千人之众击溃陈炯明所部万余精兵。何以少胜多，使得蒋介石的指挥部转危为安，国民党中央通令嘉奖。早把何当成自己肱股心腹的蒋介石更是把3月12日这天当作与何建立生死之交的纪念日。15后来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何应钦也积极支持，成为蒋的得力干将，并成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核心人物之一。不过，两人的关系在宁汉斗争，桂系逼宫时出现过紧张——当时蒋与桂系争执不下，便想以退为进，提出下野，在问何应钦意见时，何没有出声，蒋于是愤然下野。在1927年12月蒋介石复出任北伐军总司令时，何的第一军又没有通表示拥护的贺电。蒋介石疑心何有二心，于是在1928年2月9日趁何不在，亲赴徐州何的第一军指挥部，免去何应钦总指挥职，改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对李仲公说：“你去告敬之（何的字），不要打错主意；上次白建生（白崇禧）逼我，如果他一句话，我何至于下台？他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决不会有他何应钦”16后来，经李仲公解释，蒋才平息怒气，经历此次风波，蒋虽一度猜疑何，但是也料定了何不敢造反。此后，在蒋桂战争，蒋唐战争，中原大战中，何应钦都全力以赴，立下汗马功劳，重新赢得了蒋的信任，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3月，又出任军政部长，开始了他15年的国民党军政大管家的生涯。可见，何作为蒋介石的“黄埔系”中重要的一员，和蒋关系不同一般，其政治生命也和蒋有着紧密的关系，于公于私何都没有杀蒋的动机。既然何没有借机杀蒋自代的动机，那么他为什么要力主讨伐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身为国民党军政部长的责任；长期接受蒋“剿共”思维的影响和西北“三位一体”的军势情况决定了何应钦需要在解决此事件的过程中，充当一个不受欢迎的“红脸角色”来配合宋氏兄妹的和谈。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最早和最得力的讨伐派是国民党元老派和黄埔少壮派。何应钦身为当时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常委，这样的职位就注定了他一定会处在这个“讨伐派头目”的风口浪尖上：12月12日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就决定：“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17。而在12月16日，国民党中政会关于讨伐张学良之决议和国民党政府颁布讨伐令中：“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由国民政府即下令讨伐”，“着讨逆军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此令。”18可见，讨伐的命令是出自国民党中央，没有中央的命令，何应钦是不能调动军队的，而且，当时国民党内群龙无首，能当此“讨逆司令”重任的只有何应钦。而作为一名军人和蒋介石多年的部下，一名和共产党打了十年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深受蒋“剿共”思想的影响。在领袖被扣，生死未卜的时刻，何是不可能作出和谈的第一反应的，军人的素养和“剿共”的传统思维，促使他立刻祭起讨伐的大旗，响应元老派和黄埔的后辈们。这样做才符合委员长一贯的教诲，才是对蒋忠心的表现。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陕北的红军准备向西安附近靠拢，与十七路军，东北军形成“三位一体”的军势，给了何应钦很大的刺激，他认为如果不给中共及张杨以强大军事压力的话，张杨会更加有持无恐，不会尽快放回蒋。所以，南京空军开始对渭南，三原等地进行轰炸，地面部队开进潼关，进逼赤水，作出进攻的威胁姿态19。同时，瑞纳在西安向蒋介石转达了宋美龄关于何应钦“即将进攻西安”而的口信。蒋和何应钦共事多年，明白何的用意是以军事进攻相威胁，尽快使其脱险。于是蒋修书一封给何应钦，信中内容耐人回味“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19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20也就是说，蒋介石是完全赞同何军事威胁做法的，并且还定了一个最后期限。而在停战三天期满后，即19日，孔祥熙，何应钦，居正，孙科，宋子文，宋美龄等，在孔祥熙寓所举行会晤，作出两项决定：“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将对西安方面的停止轰炸期延长到22日” 21。可见，“保证蒋介石安全，尽快将其营救出来”是战和两派一致的最终目的，有了这个一致的最终目的，主战主和就不是那么相悖了，“战/和”成为了营救蒋介石的手段，给西安方面以合适的军事压力，是主和派可以接受的。这样，之后的营救活动，战和两派就达成了默契：宋氏兄妹唱“白脸”何应钦唱“红脸”，进兵计划也有步骤，有计划的围而不攻，迫而不打。讨伐成为一种军事象征，造成事变非和平解决不可的紧迫感，为和平解决事变提供了一种“曲线保障”。（二）日本的威胁和恐吓，给何应钦以很大压力，迫使其力主讨伐。日本是自近代以来，侵略中国最积极的国家。从“九·一八”事变起到西安事变爆发，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三省的全部，华北的大部和上海的一部分，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无疑会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决策，同时作为同日本打了多年交道的何应钦更会受其影响。事变前，蒋介石是国民政府里的独裁者，蒋一被扣，南京自然出现一个权力的真空。同时，由于缺乏既有实力，又能为各派都能信服的人物，南京方面只有进行临时的集体领导，作为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的常委，何理所当然的成为核心人物之一。他两次留学日本，同日本打交道多年，深知日本的侵华野心，认识到当时除了宁陕的矛盾尖锐对立外，还有中日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蒋介石被扣，对于日本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侵华机会，如果南京政府一个处理不当，给了日本侵华的借口，趁乱发动攻势，中国亡国不远了，而自己肯定背上千古骂名。这样，就使他必须继续充当“亲日派”的角色，处处想着日本人，不得不寻求既有利于事变的解决，又能稳住日本的方案。日本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极希望中国发生内乱，担心宁陕妥协，共同反日。但是因为毕竟西安事变的爆发太过突然，各方都没有预见，所以日本在没有明确事件动向的时候，采取了“静观”的态度。但是其表态是话里有话，棉里藏针：14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麿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对西安事变作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22。16日日本陆，外，海各局长会议决定，对西安事变“严重监视”其演变。17日，日本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上海，汉口，日本国内部分舰队，航空队和三个大队的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日本关东军发表申明称：“只要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以援助’”23。18日，蒋介石要何应钦停止轰炸三日的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立刻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怀疑。19日，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询问：“蒋鼎文携带张学良所提条件到京，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并表示“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24。日本的恐吓和威胁，对何应钦的压力很大，迫使其力主讨伐，并于17日宣布就任讨逆军总司令，挥军西向，以迎合日本态度，稳住日本。而从事实上，何的一系列讨伐的姿态，收效相当明显。 15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中日外交因此复活：中日外交交涉，正在若断若续的时候，因此事变，又得着死里逢生的转机”25。而在南京政府宣布讨伐令后，《朝日新闻》又发表社论称：“南京政府最初意与张学良妥协，那大约是亲苏派的意图和活跃吧。及至看到各地方军政当局明白拥护中央，便决定反共反苏，而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讨伐令发表后，中央马上动员……张学良方面，也会（因为）没有人应援符合，而始终至陷于孤立状态吧”，“西安事变偶然为中日交涉给以良好的转机”26。这样，何的军事行动让日本人感到满意，认为南京政府讨伐政策坚定，西安事变无和平解决的可能。所以日本继续保持“静观”的态度，直到事件结束，而其侵华的借口和发动侵华攻势的机会一直没能找到。综上所述，何应钦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力主讨伐的原因，不同于其他两股讨伐势力。他一方面以一名军人的身份，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充当“红脸”角色配合宋氏的和谈；另一方面力图稳住日本，防止日本在期间趁火打劫。何应钦力主讨伐的态度，既无取蒋自代的狂想，也非是要投靠日本，组织亲日政府。我们不能因为何力主讨伐，同意与日周旋，就断定其勾结日本；也不能因为其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领导地位就断定其有取代蒋介石的实力和机会。而何应钦扮演的考虑周全，主持大局，忍辱负重的角色，最终得到蒋介石和主和派的理解，获得了“营救领袖措施得宜”的赞赏27。同时，使讨伐成为一种军事象征，造成事变非和平解决不可的紧迫感，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实为有利的外部条件，有力地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蒋先生是一个很仁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