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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君主论》与(国王、国君、天子、帝王、皇帝、明君、昏君、君王、国家主席、总统、国家元首、首相、权

更新时间2018-11-30 09:44:52

势者、独裁者、专制统治者、政治家、军事家、政客、官员、公务员)的这些人物有什么关系吗?

中国的东方文明与基督教世界的西方文明两条线,在各自可考的几千年文明中,近乎平行,只有在近数百年中,才逐渐出现了相交。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西方文明中,政治学学科的一块奠基之作。
中国和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在当今时代,在部分程度上,是处于对基督教世界的西方文明追赶、学习并同化的状况,所以,对于《君主论》所具有的主要学术价值,我们认同西方世界对其的评价。
我对于《君主论》一书中所表达思想的价值认同,无外乎亦是如下两点:其一,发生政治行为中的若干技巧;其二,政治生活中,政治与伦理的彻底分离。
读罢此书,我的一点看法是,马氏所教授君主的政治技巧,或者说是对政治权术的领悟和运用,哪怕相较于公元前的中国文明,亦是粗糙和浅显的。如果以此作为对其书思想价值的追捧,我认为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追随西方人的步调,因为中国文明关于政治技巧的书籍,要远比《君主论》一书,早得多,更深刻得多。不过,这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有趣之处,两个原本在此之前毫无交集的文明,能产生如此相近的思想,从中更能说明某些人类本质的普世性。
但是关于将政治与伦理分离的第二点价值,我却深以为然。中国有典可稽的两千余年文明,对于政权的取得与维系、敌友的打击与团结、舆论的控制与放松等一系列围绕政治展开的问题,都有足够多的著作进行介绍分析。但将君王世俗化,而非神圣化,是中国政治思想上所不具备的特质。非神圣化,就不能占领伦理道德的制高点,就能以世俗的批判来解析君主的政治行为。
在此,将《君主论》各章节所述内容简单归纳起来,如下:
第一章:君主国有多少种类?使用什么方法获得的?
马氏总结,君主国可分为两种:世袭的君主国和新的君主国,新的君主国又可以分为全新的君主国和世袭国之附庸的君主国。
第二章:世袭君主国
马氏认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为有祖宗之法可从之,百姓也惯性地跟从拥戴,当然除非其君主异常恶劣而惹人憎恨。
第三章:混合君主国
此章中,马氏着力为占领新地的君主答疑解惑。首先,若要保有占领的新地,新君要注意两点,一是要消灭旧君血统,二是要保持旧的法律和赋税。然后,为了稳固新地的统治,下策是在新地大批驻扎军队,中策是于要害之处派遣殖民,上策则是新君亲自驻扎于此。其三,要善于争取新地上,被旧主势力压迫的一方弱小势力的支持。
消灭旧君的血统,是为了灭绝任何危及新君统治的不稳定因素,一是旧君血脉本身的反抗,二是对旧君抱有残念的追随者的反抗。清康熙年间,崇祯皇帝流亡五子朱慈焕被意欲反清者强推出来,借势打起“朱三太子”的旗帜号召反清,直至朱慈焕被捕处死后,任有人借此名号进行反清运动,这正是旧君血统对前朝遗老的向心力作用。这种观念,必须要扼杀之。
保持旧的法律和赋税,在中国的历史中不能一概而论之。如果对占领的新地,是以暂时扩充实力为主,徐图后进为辅的战略设想,保持即有的法律赋税是明智的,可以不激发民怨;如果对占领的新地,是以求一步到位的占领征服,则需要考虑将本国的法律赋税同化新地,以图新地之民彻底的断绝旧国之想。战国时期,秦国对六国兼并作战,最注重对占领新地的彻底收服,灭韩国,将韩地改建为颍川郡,灭魏国,将魏地改建为东郡,改建之后,便立行秦制。这是摧毁旧地人风貌,使旧地之人彻底绝望的手段。
可以看到,马氏不以武力强行镇压新地为最好的策略。正如孙子所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用武力解决问题,是最耗费己方力量又增加敌方怨气的方式,成本是所有方式中最高的,利益也就是最少的。
对于君主个人力量在占领新地中的作用,以及使外界的力量为我(君主)所用,都是马基雅维利在后文会着重讨论的。
第四章:为什么亚历山大。。。背叛其后继者
马氏将君主国的统治分为两类,其一为君臣型,其二为君主诸侯型,并认为君臣型的统治方式,要比君主诸侯型的统治方式更为稳固。
自古以来,权力一旦被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所掌握,就再不容他人致喙,正如赵匡胤所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尤其是君主的权力,从来都是中国的君主要牢牢把握的。马氏所言的土耳其皇帝治下的君臣统治型,如同中国的君主专制统治方式;而法兰西国王的君主诸侯型,类似东周时期的周天子与天下诸侯共治的统治方式。然而这种天子诸侯式的统治,自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除了西汉和朱元璋建明的初期,分封了各地的诸侯(诸侯都是皇族的血统),就再无君王采取这种统治方式治理天下。君权的分散是一方面,封疆土建诸侯的方式,也极易引起各地诸侯的利益纷争,严重时会有坐大的诸侯威胁到皇权,所以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权时代,除非万不得已,很少出现这种统治方式。
第五章:对于占领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应当怎样统治
对于这种状况,马氏的观点有三:其一是毁掉这个国家、其二是亲自前往驻扎、其三是建立傀儡政府。
概括起来,三种方法一曰屠城、二曰迁都、三曰殖民。
屠城这种方式,是在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不愿意采用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和建立清朝的满洲人,在征服中原的初期采取过。这种方式会引起极大的恐怖,在后世也会延续极大的民怨和仇恨,所以不难理解也只有这两个在当时的“蛮夷”,缺乏民族认同感和长远的统治计划,才会施行。占领新地,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土地和人民这两样宝贵的资源,屠城是为最不可取的手段。
可以看到马氏对于占领新地,是较为推崇保留旧有法律赋税等制度的,只是将统治者换为君王自己或者君王的傀儡。这种对占领地缺乏积极同化的方式,令我颇不能解,须知这种只图眼前之利的战略眼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被人们所称道的。也许是当时的意大利以及欧洲各国的君主,缺乏大一统欧洲的雄心壮志,才做出这种战略设想。
但是在欧洲工业化发展时期,各国积极寻求海外殖民地的方式掠夺财富,这种思路发生了改变。英法德意荷等国,在其殖民地上,多数大力推行本国的法律赋税方式,对殖民地进行积极的同化。
今天的美国,在对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南非洲等国进行颠覆政权的活动中,亦是一方面建立当地的亲美政权,一方面输出美国的政治运行方式,改变旧的政权运行方式。虽与马氏所言相悖,但也是政治技巧与时俱进发展的结果。
第六章: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
第七章:论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获得的新君主国
这两章中,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的新君主,如同中国历史上开国之主;依靠他人的武力和能力的新君主,如同中国历史上被他人拥戴上位的君主。
第一种况很容易理解,马氏从来都肯定君主应该掌握强大的武力,但又不单纯依靠武力获得权力。第二种情况,我在中国历史上大致找到三类与之对应,其一是继承父辈权力地位的成年君主,其二是继承父辈权力地位的幼年君主,其三是造反集团所拥戴出来的君主。
马氏认为,第二种情况下的君主,对于权力的得来过于简单,那么也就造成其有可能失去权力也来的非常简单,保有其统治的难度也要大大增加。
第二种情况的第一类,继承权力的成年君主,或者说有较强能力贯彻自己统治思想的新君主,都要做出极大的工作,才能完成对权力的新旧交替。秦惠王继承秦孝公的王位之后,首先要处理掉就是掌握极大权力的商君,否则其统治无法开展下去;孙策继承孙坚的江东基业后,曹操对其做出“继父之名,徐可图之”的战略觊觎,都说明权力的新旧交替时期,是危险和不稳的。
第二种情况的第二类,继承权力的幼年君主,或者说没有能力贯彻自己统治思想的新君主,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是幼年登基的傀儡皇帝,这时候把持权力的往往是朝中权臣或者外戚,在明朝甚至出现皇帝的家臣(宦官)把持权力的局面。这种事例,东汉窦氏外戚、唐朝武氏外戚、唐朝宦官李林甫、明朝内阁张居正等等,国史上举不胜数。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能掌握权力的君主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种情况的第三类,造反集团所拥戴出来的君主,我意欲以宋太祖赵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为例。同样是由造反集团众意所归推举出来的领袖,在实践中获得众人妥协归顺的领袖,二人掌握权力后消除隐患的方式是背道而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屠戮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开国功臣,两种手段的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将权力统一于君王一人之手,按照马氏的唯结果论的政治哲学,这都是可以采用的。
第八章:论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人们
马基雅维利认为,评价君王手段的善恶,在于运用邪恶手段的多寡。“偶尔使用残暴手段,除非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是为良好地使用;“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俱增,而不是日渐减少”,是为恶劣地使用。
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所有所谓的明君明主无一不是双手沾满着鲜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当持续地使用残暴手段,也就是以邪恶之道获得和使用君权的君主们,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自会有被历史淘汰的一天。但是对权力的夺取过程必然会伴随着一方的攫取,另一方的不甘,不符合“道义”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伯夷叔齐耻食周粟、李世民的逼父弑兄、赵光义的烛影斧声,都是杰出君主在历史上留下的污点。
这种手段,依据马氏的观点,是应该获得宽容的,因为依据他的理论,这些君主在接下来的统治中,都创造杰出的业绩,为臣民谋取了极大的利益。就此,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伦理分离的伟大价值观,开始显现。而反观中国文明,两千年的中国君王都是采取一种避而不谈,或者讳莫如深的消极回应,君王欲让他的臣子做个品性纯良的“纯臣”,自己也要做个身家清白的“纯君”,时至共和国开国,亦是如此。所以,中国文化中,尚未能做到将政治与伦理分离评判,政治人物的道德化评价,使得“影帝论”“作秀论”争议不止,变成一笔糊涂账。
第九章:论市民的君主国
这种情况是欧洲比较特有的,是具有共和国性质雏形的君主国。马氏将这种依靠本土其他市民的赞助而成为本国君主的,分为两种,一是依靠人民的帮助,二是依靠贵族的帮助。他认为依靠贵族帮助而获得君权的,较之依靠人民帮助获得君权的,更难于保持其统治。而且,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良好的关系才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无论是团结人民,还是团结贵胄,都需要统治者开出相应的价码,才能获得一方的支持。贵胄们的期望是获得金钱和地位,人民的期望是获得安定和不压迫。相较之下,当然满足人民的期望,对于统治者而言是成本最小的,所以才会有结好与人民这种论点。
中国的理想主义者——儒家,将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看的过于理想化和纯洁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民本思想不过是君主堂而皇之的一种标榜罢了,如果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重视人民,也便不会有君主专制这种统治。承接上章所言,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中将政治与伦理合并而产生的思路,君王要做伦理上至善的“圣人”,但也要在政治上做实行压迫的独裁者。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如果解释成一种相互妥协的结果,就能更加具有说服力。相对儒家,法家在认识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上,显得更加理性和实际。商君认为,“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韩非认为“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说的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天然就是分属两个不同群体。
也正是人民对于统治者真正的政治目的浑然不觉,对于自己和统治者之间实质上的相互妥协关系浑然不觉,继而造成了对失掉自己本该争取的权利而浑然不觉,人民的政治愚昧也就此产生并延续。
第十章:应该怎样衡量一切君主国的力量
马氏认为只要拥有足够多的人口、财富和武装,就是一个力量强大的君主国。
此章马氏也没有着以太多笔墨,他也承认没有什么过多需要解释的。但在“力量强大”这个概念中,马氏看重的不是绝对概念、数量概念的实力衡量,他重视的一个国家是否能在战争中的独立自给,只有这样才能不擎肘于他人。
第十一章:论教会的君主国
这种形式的君主国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在世界其他地区不易找到相近的范例。马氏认为保有其国,不在于“依靠能力或者幸运,这种国家是依靠宗教上的古老的制度维持的。”
这种国家,近似于以传统治国,于本文无较大讨论价值,不议。
第十二章:论军队的种类与雇佣军
第十三章:论援军、混合军和本国的军队
第十四章: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
马氏将军队的种类分为君主领导的军队、雇佣军、援军和混合军队。在他所处的时代,有一种中国从未有过的军种——雇佣军。这三章中,马氏着力强调了君主拥有自己领导的军队的重要性,并对雇佣军和援军这两种形式的军队做出分析,表示极大的不信任。
武装力量是权力的基础,这点基本共识毋须在此赘言了,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如果说武装力量是权力的基础的话,那么很自然,权力的不能假手于人,同样武装力量亦不能假手于人,君主的权力不容他人染指,同样武装力量亦不容他人染指。那么很显然,雇佣军和援军这两种将军队领导权假手于人的做法,分散了君主的权力,是为君主之大忌。
对于这点,中国的君主显然要比欧洲的君主认识的更早,且更深刻。援军,是为施以援手的军队;既然需要他人施以援手,是为自己力有不逮;既然自己力有不逮,是为敌军和援军,都成为威胁自己的一方。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遇到援军“反水的情况的。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为抗衡汉宁太守张鲁,邀请刘备入蜀为援,岂不知刘备入关之后,反手一击,擒下刘璋,将益州据为己有。这种援军反戈一击的战术,在《三十六计》上,常常被概括为“趁火打劫计”“假途伐虢计”。
很显然,马基雅维利在文中,讨论的援军反戈的现象,与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案例不谋而合。
关于君主的军事责任,马氏只谈到了君主应熟悉地理和历史,才能在军事作战中帮助自己,显然,他的概括尚很浅显。
如果单独考虑军事作战,诸葛亮的名言是非常具有概括性的:“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中国人的军事水平在冷兵器时代是处在世界最高水平的,这句话应该是对那个时代的将才应具有的素质的高度概括。
同时,马氏所处时代的欧洲君主,有一项与中国君主迥然相异的特质,欧洲的君主很多既是君王,又是将军,他们身临战场一线,也产生了如狮心王理查四世、查理曼大帝、英王爱德华一世等。
在这点上,中国君王在军事责任上的分工就更加规范,君王在军事上最重要的责任是寻找能全权代表他征战的将军,由将军来行使对军队和作战的管理。随着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自秦朝以来逐步成熟健全地发展,这种“军人治军”的专责方式越来越稳定且高效。
这样一来,中国君主的主要军事职责,即是寻找一位良将,此中太多案例,毋须赘言。
第十五章:论世人特别是君主受到赞扬或者受到责难的原因
此章中,马氏与第八章提出的政治伦理分开化的观点继续呼应,依然在谈君王应该是一个唯结果论者,只要对保有权力有帮助的,就不应用世俗的善恶道德标准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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