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1-30 09:44:52
势者、独裁者、专制统治者、政治家、军事家、政客、官员、公务员）的这些人物有什么关系吗？
中国的东方文明与基督教世界的西方文明两条线，在各自可考的几千年文明中，近乎平行，只有在近数百年中，才逐渐出现了相交。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西方文明中，政治学学科的一块奠基之作。
中国和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在当今时代，在部分程度上，是处于对基督教世界的西方文明追赶、学习并同化的状况，所以，对于《君主论》所具有的主要学术价值，我们认同西方世界对其的评价。
我对于《君主论》一书中所表达思想的价值认同,无外乎亦是如下两点：其一，发生政治行为中的若干技巧；其二，政治生活中，政治与伦理的彻底分离。
读罢此书，我的一点看法是，马氏所教授君主的政治技巧，或者说是对政治权术的领悟和运用，哪怕相较于公元前的中国文明，亦是粗糙和浅显的。如果以此作为对其书思想价值的追捧，我认为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追随西方人的步调，因为中国文明关于政治技巧的书籍，要远比《君主论》一书，早得多，更深刻得多。不过，这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有趣之处，两个原本在此之前毫无交集的文明，能产生如此相近的思想，从中更能说明某些人类本质的普世性。
但是关于将政治与伦理分离的第二点价值，我却深以为然。中国有典可稽的两千余年文明，对于政权的取得与维系、敌友的打击与团结、舆论的控制与放松等一系列围绕政治展开的问题，都有足够多的著作进行介绍分析。但将君王世俗化，而非神圣化，是中国政治思想上所不具备的特质。非神圣化，就不能占领伦理道德的制高点，就能以世俗的批判来解析君主的政治行为。
在此，将《君主论》各章节所述内容简单归纳起来，如下：
第一章：君主国有多少种类？使用什么方法获得的？
马氏总结，君主国可分为两种：世袭的君主国和新的君主国，新的君主国又可以分为全新的君主国和世袭国之附庸的君主国。
第二章：世袭君主国
马氏认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为有祖宗之法可从之，百姓也惯性地跟从拥戴，当然除非其君主异常恶劣而惹人憎恨。
第三章：混合君主国
此章中，马氏着力为占领新地的君主答疑解惑。首先，若要保有占领的新地，新君要注意两点，一是要消灭旧君血统，二是要保持旧的法律和赋税。然后，为了稳固新地的统治，下策是在新地大批驻扎军队，中策是于要害之处派遣殖民，上策则是新君亲自驻扎于此。其三，要善于争取新地上，被旧主势力压迫的一方弱小势力的支持。
消灭旧君的血统，是为了灭绝任何危及新君统治的不稳定因素，一是旧君血脉本身的反抗，二是对旧君抱有残念的追随者的反抗。清康熙年间，崇祯皇帝流亡五子朱慈焕被意欲反清者强推出来，借势打起“朱三太子”的旗帜号召反清，直至朱慈焕被捕处死后，任有人借此名号进行反清运动，这正是旧君血统对前朝遗老的向心力作用。这种观念，必须要扼杀之。
保持旧的法律和赋税，在中国的历史中不能一概而论之。如果对占领的新地，是以暂时扩充实力为主，徐图后进为辅的战略设想，保持即有的法律赋税是明智的，可以不激发民怨；如果对占领的新地，是以求一步到位的占领征服，则需要考虑将本国的法律赋税同化新地，以图新地之民彻底的断绝旧国之想。战国时期，秦国对六国兼并作战，最注重对占领新地的彻底收服，灭韩国，将韩地改建为颍川郡，灭魏国，将魏地改建为东郡，改建之后，便立行秦制。这是摧毁旧地人情风貌，使旧地之人彻底绝望的手段。
可以看到，马氏不以武力强行镇压新地为最好的策略。正如孙子所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用武力解决问题，是最耗费己方力量又增加敌方怨气的方式，成本是所有方式中最高的，利益也就是最少的。
对于君主个人力量在占领新地中的作用，以及使外界的力量为我（君主）所用，都是马基雅维利在后文会着重讨论的。
第四章：为什么亚历山大。。。背叛其后继者
马氏将君主国的统治分为两类，其一为君臣型，其二为君主诸侯型，并认为君臣型的统治方式，要比君主诸侯型的统治方式更为稳固。
自古以来，权力一旦被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所掌握，就再不容他人致喙，正如赵匡胤所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尤其是君主的权力，从来都是中国的君主要牢牢把握的。马氏所言的土耳其皇帝治下的君臣统治型，如同中国的君主专制统治方式；而法兰西国王的君主诸侯型，类似东周时期的周天子与天下诸侯共治的统治方式。然而这种天子诸侯式的统治，自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除了西汉和朱元璋建明的初期，分封了各地的诸侯（诸侯都是皇族的血统），就再无君王采取这种统治方式治理天下。君权的分散是一方面，封疆土建诸侯的方式，也极易引起各地诸侯的利益纷争，严重时会有坐大的诸侯威胁到皇权，所以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权时代，除非万不得已，很少出现这种统治方式。
第五章：对于占领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应当怎样统治
对于这种状况，马氏的观点有三：其一是毁掉这个国家、其二是亲自前往驻扎、其三是建立傀儡政府。
概括起来，三种方法一曰屠城、二曰迁都、三曰殖民。
屠城这种方式，是在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不愿意采用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和建立清朝的满洲人，在征服中原的初期采取过。这种方式会引起极大的恐怖，在后世也会延续极大的民怨和仇恨，所以不难理解也只有这两个在当时的“蛮夷”，缺乏民族认同感和长远的统治计划，才会施行。占领新地，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土地和人民这两样宝贵的资源，屠城是为最不可取的手段。
可以看到马氏对于占领新地，是较为推崇保留旧有法律赋税等制度的，只是将统治者换为君王自己或者君王的傀儡。这种对占领地缺乏积极同化的方式，令我颇不能解，须知这种只图眼前之利的战略眼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被人们所称道的。也许是当时的意大利以及欧洲各国的君主，缺乏大一统欧洲的雄心壮志，才做出这种战略设想。
但是在欧洲工业化发展时期，各国积极寻求海外殖民地的方式掠夺财富，这种思路发生了改变。英法德意荷等国，在其殖民地上，多数大力推行本国的法律赋税方式，对殖民地进行积极的同化。
今天的美国，在对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南非洲等国进行颠覆政权的活动中，亦是一方面建立当地的亲美政权，一方面输出美国的政治运行方式，改变旧的政权运行方式。虽与马氏所言相悖，但也是政治技巧与时俱进发展的结果。
第六章：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
第七章：论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获得的新君主国
这两章中，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的新君主，如同中国历史上开国之主；依靠他人的武力和能力的新君主，如同中国历史上被他人拥戴上位的君主。
第一种情况很容易理解，马氏从来都肯定君主应该掌握强大的武力，但又不单纯依靠武力获得权力。第二种情况，我在中国历史上大致找到三类与之对应，其一是继承父辈权力地位的成年君主，其二是继承父辈权力地位的幼年君主，其三是造反集团所拥戴出来的君主。
马氏认为，第二种情况下的君主，对于权力的得来过于简单，那么也就造成其有可能失去权力也来的非常简单，保有其统治的难度也要大大增加。
第二种情况的第一类，继承权力的成年君主，或者说有较强能力贯彻自己统治思想的新君主，都要做出极大的工作，才能完成对权力的新旧交替。秦惠王继承秦孝公的王位之后，首先要处理掉就是掌握极大权力的商君，否则其统治无法开展下去；孙策继承孙坚的江东基业后，曹操对其做出“继父之名，徐可图之”的战略觊觎，都说明权力的新旧交替时期，是危险和不稳的。
第二种情况的第二类，继承权力的幼年君主，或者说没有能力贯彻自己统治思想的新君主，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是幼年登基的傀儡皇帝，这时候把持权力的往往是朝中权臣或者外戚，在明朝甚至出现皇帝的家臣（宦官）把持权力的局面。这种事例，东汉窦氏外戚、唐朝武氏外戚、唐朝宦官李林甫、明朝内阁张居正等等，国史上举不胜数。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能掌握权力的君主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种情况的第三类，造反集团所拥戴出来的君主，我意欲以宋太祖赵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为例。同样是由造反集团众意所归推举出来的领袖，在实践中获得众人妥协归顺的领袖，二人掌握权力后消除隐患的方式是背道而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屠戮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开国功臣，两种手段的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将权力统一于君王一人之手，按照马氏的唯结果论的政治哲学，这都是可以采用的。
第八章：论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人们
马基雅维利认为，评价君王手段的善恶，在于运用邪恶手段的多寡。“偶尔使用残暴手段，除非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是为良好地使用；“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俱增，而不是日渐减少”，是为恶劣地使用。
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所有所谓的明君明主无一不是双手沾满着鲜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当持续地使用残暴手段，也就是以邪恶之道获得和使用君权的君主们，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自会有被历史淘汰的一天。但是对权力的夺取过程必然会伴随着一方的攫取，另一方的不甘，不符合“道义”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伯夷叔齐耻食周粟、李世民的逼父弑兄、赵光义的烛影斧声，都是杰出君主在历史上留下的污点。
这种手段，依据马氏的观点，是应该获得宽容的，因为依据他的理论，这些君主在接下来的统治中，都创造杰出的业绩，为臣民谋取了极大的利益。就此，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伦理分离的伟大价值观，开始显现。而反观中国文明，两千年的中国君王都是采取一种避而不谈，或者讳莫如深的消极回应，君王欲让他的臣子做个品性纯良的“纯臣”，自己也要做个身家清白的“纯君”，时至共和国开国，亦是如此。所以，中国文化中，尚未能做到将政治与伦理分离评判，政治人物的道德化评价，使得“影帝论”“作秀论”争议不止，变成一笔糊涂账。
第九章：论市民的君主国
这种情况是欧洲比较特有的，是具有共和国性质雏形的君主国。马氏将这种依靠本土其他市民的赞助而成为本国君主的，分为两种，一是依靠人民的帮助，二是依靠贵族的帮助。他认为依靠贵族帮助而获得君权的，较之依靠人民帮助获得君权的，更难于保持其统治。而且，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良好的关系才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无论是团结人民，还是团结贵胄，都需要统治者开出相应的价码，才能获得一方的支持。贵胄们的期望是获得金钱和地位，人民的期望是获得安定和不压迫。相较之下，当然满足人民的期望，对于统治者而言是成本最小的，所以才会有结好与人民这种论点。
中国的理想主义者——儒家，将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看的过于理想化和纯洁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民本思想不过是君主堂而皇之的一种标榜罢了，如果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重视人民，也便不会有君主专制这种统治。承接上章所言，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中将政治与伦理合并而产生的思路，君王要做伦理上至善的“圣人”，但也要在政治上做实行压迫的独裁者。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如果解释成一种相互妥协的结果，就能更加具有说服力。相对儒家，法家在认识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上，显得更加理性和实际。商君认为，“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韩非认为“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说的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天然就是分属两个不同群体。
也正是人民对于统治者真正的政治目的浑然不觉，对于自己和统治者之间实质上的相互妥协关系浑然不觉，继而造成了对失掉自己本该争取的权利而浑然不觉，人民的政治愚昧也就此产生并延续。
第十章：应该怎样衡量一切君主国的力量
马氏认为只要拥有足够多的人口、财富和武装，就是一个力量强大的君主国。
此章马氏也没有着以太多笔墨，他也承认没有什么过多需要解释的。但在“力量强大”这个概念中，马氏看重的不是绝对概念、数量概念的实力衡量，他重视的一个国家是否能在战争中的独立自给，只有这样才能不擎肘于他人。
第十一章：论教会的君主国
这种形式的君主国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在世界其他地区不易找到相近的范例。马氏认为保有其国，不在于“依靠能力或者幸运，这种国家是依靠宗教上的古老的制度维持的。”
这种国家，近似于以传统治国，于本文无较大讨论价值，不议。
第十二章：论军队的种类与雇佣军
第十三章：论援军、混合军和本国的军队
第十四章：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
马氏将军队的种类分为君主领导的军队、雇佣军、援军和混合军队。在他所处的时代，有一种中国从未有过的军种——雇佣军。这三章中，马氏着力强调了君主拥有自己领导的军队的重要性，并对雇佣军和援军这两种形式的军队做出分析，表示极大的不信任。
武装力量是权力的基础，这点基本共识毋须在此赘言了，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如果说武装力量是权力的基础的话，那么很自然，权力的不能假手于人，同样武装力量亦不能假手于人，君主的权力不容他人染指，同样武装力量亦不容他人染指。那么很显然，雇佣军和援军这两种将军队领导权假手于人的做法，分散了君主的权力，是为君主之大忌。
对于这点，中国的君主显然要比欧洲的君主认识的更早，且更深刻。援军，是为施以援手的军队；既然需要他人施以援手，是为自己力有不逮；既然自己力有不逮，是为敌军和援军，都成为威胁自己的一方。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遇到援军“反水的情况的。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为抗衡汉宁太守张鲁，邀请刘备入蜀为援，岂不知刘备入关之后，反手一击，擒下刘璋，将益州据为己有。这种援军反戈一击的战术，在《三十六计》上，常常被概括为“趁火打劫计”“假途伐虢计”。
很显然，马基雅维利在文中，讨论的援军反戈的现象，与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案例不谋而合。
关于君主的军事责任，马氏只谈到了君主应熟悉地理和历史，才能在军事作战中帮助自己，显然，他的概括尚很浅显。
如果单独考虑军事作战，诸葛亮的名言是非常具有概括性的：“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中国人的军事水平在冷兵器时代是处在世界最高水平的，这句话应该是对那个时代的将才应具有的素质的高度概括。
同时，马氏所处时代的欧洲君主，有一项与中国君主迥然相异的特质，欧洲的君主很多既是君王，又是将军，他们身临战场一线，也产生了如狮心王理查四世、查理曼大帝、英王爱德华一世等。
在这点上，中国君王在军事责任上的分工就更加规范，君王在军事上最重要的责任是寻找能全权代表他征战的将军，由将军来行使对军队和作战的管理。随着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自秦朝以来逐步成熟健全地发展，这种“军人治军”的专责方式越来越稳定且高效。
这样一来，中国君主的主要军事职责，即是寻找一位良将，此中太多案例，毋须赘言。
第十五章：论世人特别是君主受到赞扬或者受到责难的原因
此章中，马氏与第八章提出的政治伦理分开化的观点继续呼应，依然在谈君王应该是一个唯结果论者，只要对保有权力有帮助的，就不应用世俗的善恶道德标准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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