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1-09 09:53:05
近些年，龙厦多吉次杰和他的“龙厦运动”时常被藏学界提起，显得扑朔迷离，笔者现将手中掌握的史料加以梳理，将其人其事作一个介绍。
一、世出贵族
龙厦出生在龙厦家族，世袭领地在苏龙地方（今日喀则谢通门县达那）。根据史料看，他的祖先从五世达赖起，做过地方政府的官吏，但都不是达官显贵，历史上也没有出名的人物。按照惯例为官者有一定的政绩，即可获得一些世袭领地，因此龙厦家族在日喀则算得上贵族了，能够代代相传。他们家有20几个庄园，有几千名奴隶，这在那时的西藏算得上是中产级别的贵族了。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宠臣龙厦（中坐者），龙厦就是带着身边这四个青年去英国留学的
1881年，藏历铁蛇年，龙厦降生在龙厦家族。祖父伦珠多吉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勇敢的男子汉，给他取名多吉次杰。小多吉八岁那年，父亲患上重病去世了，年轻的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富则重教养，尤其在贵族家庭，富裕家境有能力承担起多吉次杰的教育花费。母亲聘请了多位当地有名望的教师当他的家庭塾师，小多吉得到了良好的教育熏陶。
二十岁时，龙厦结婚了，婚姻伴侣是赖贵巴的女儿，他们家也是当地有名望的贵族，家业甚至比龙厦家族还要大。婚后不久，他便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身上的责任更重了。平日里，除了管理好自己家的领地，按时收取地租外，龙厦学会了作为贵族身份该有的技艺，十几岁时已经懂藏医，能拉胡打琴。当时的贵族，能够振兴家族的道路只有“学”和“仕”两条路，为了出人头地，在有了两个孩子后，龙厦来到拉萨。在求官考试中，因为藏文和数学突出，被授予地方官员职位。
他在“孜康”（相当于审计部门）的孜巴职位上干了十年，人们称呼他孜巴·龙厦，这样的称呼在藏语表示浓浓的好感。
三十出头时，家庭不幸降临。他的爱妻在回日喀则的龙厦庄园收租子时，病故在那里。丧妻之痛后，龙厦遇到了美丽的单增卓嘎，她是一个有知识的新女性，为他生下五男一女。
二、游历西洋
事业的成功离不开机遇，人在一生中往往有几次大的机遇，抓住了，人生道路就会平步青云。
1911年，龙厦进入而立之年。他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机遇，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从印度回来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对现代世界有了了解，认为西藏要想有发展，应该从文化教育事业开始发展。要想教育有发展，必须有了解现代世界的人才，他决定派出留学生到先进的国家学习。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中层贵族子弟中选派四名青年出国学习。龙厦被噶厦任命为四名学生的监管人，官衔四品，负责照顾四名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督促。龙厦带领四名贵族子弟抵达英国伦敦，在那里，受到英方人员的接待，并配给了一名藏族翻译官。在龙厦的联络之下，四名贵族子弟到一所名为若贝（RUGBY）的综合专科学校学习，学校生活条件很高，在英国也只有贵族子弟能上得起。龙厦帮助四名青年分别选择学习了勘探、电机、报务、军事，这都是近代西藏发展急需的实用专业。据说，四名青年成为近代西藏杰出人才，像其中学习电机的强维巴·仁增多吉，建起西藏第一座水利发电站，点亮了西藏第一盏灯。
▲西藏第一座水利发电站
随行的还有妻子单增卓嘎，他们在伦敦学会使用英语。在中国驻英大使帮助下，他们到过英国很多地方。当时，英国已经经历两次工业革命，现代化成就走在世界前面。他们在英国切身感受了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比如，在伦敦，他们曾经参观过“各里思达尔巴累恩”（即英语中的Crystal Palace，译为水晶宫），为其中的各国屋宇人物鸟兽所震撼；还曾到伦敦郊外的工厂参观工业生产线，真实地感受到“火轮法”的优越，是西藏的人力畜力不能比的。除了在英国游历最多之外，他们还曾经设法到过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情况也有观察。身处现代的西方世界，龙厦夫妻二人已经对西方国家的强大有了真切感受。晚年的龙厦回忆在伦敦的岁月时，对孩子们有过提及，他认为他的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如同他的儿子说的那样：“父亲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经济状况中感受到西藏社会制度的落后，民生凋敝，如不加以改革，将永远停滞不前，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而孕育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思想。”（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载于《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在西藏上层集团中，没有几个官员像龙厦一样游历西洋社会，因有这些经历，有了“改变”想法，十三世达赖开始器重龙厦。
三、飞龙在天
结束在英国督学的任务后，龙厦回到了西藏。十三世达赖甚是器重，升任他为四品孜本。要知道孜康及其官员在旧西藏政治体系中是有特殊地位的，清一代，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设有“孜康”（相当于审计部门），置“孜本”四名主持其事，为不同于教职的俗官，多由大贵族世家子弟充任，掌管财政审计工作，稽核全藏财务、钱粮、军粮、差税。这还不是全部，包括贵族出身俗官的培养、任免、调遣诸事等皆是他职内之事。孜本这一职位，享有财权和人事权，可以说，横跨今天的财政厅和组织部了。这对于家族出身并非太“显贵”的龙厦而言，已经是莫大恩宠了。
时值藏军队伍扩编，需要大量的粮草。噶厦决定增加粮食征收，并专门成立了征粮工作检查部门——“包细勒空”，来监督征粮过程中是否存在舞弊。十三世达赖直接任命龙厦负责这个机构，基本上就是十三世达赖的“钦差”。然而这并不是一份“美差”，对于龙厦来说这是得罪权贵的“苦差”。因为包细勒空的职责是从贵族和官员那里征收粮食。内容包括贵族世家、达赖家族亲戚、地方官员、寺庙不合规的“灰色收入”、被赏赐的庄园土地等。这些人占据着旧西藏的权力要职，从底层的农牧民那里获取了超常利益，是旧西藏掌握政权的利益集团，撼动他们是需要勇气和代价的。
粮食征收持续几年后，拉萨的几个大粮仓已经是“粮满为患”了。十三世达赖十分高兴，更加信任龙厦。但是，向贵族和官员征收粮食，直接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引来他们咬牙切齿的痛恨，他们对龙厦横加指责，一时间社会舆论矛头指向了龙厦。
▲十三世达赖喇嘛
龙厦成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宠信的“红人”，不但让他担任了藏军的顾问，可以直接参加到军政大事的管理中，而且达赖的一些重要信件也由他来操笔。此时的龙厦，可谓是红极一时。
拉萨的一些贵族要人，不断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的另一位重要侍从——坚色贡培。坚色贡培常向达赖喇嘛进谗言，说龙厦工作上如何失误、生活上怎么败坏风气。时间长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疏远龙厦。1933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保护龙厦的大树倒了。
《易经》有言，飞龙在天。然而还有一句，亢龙有悔。连起来大概是说，事物盛极一时后，很难逃脱衰败的命运。龙厦的命运正应了这句话。
四、龙厦运动
感于近代西藏与现代世界的巨大差距，龙厦在回到西藏之后，设想对西藏的政治有所改变。
龙厦在拉萨的上层社会中，组织了一个叫“吉求贡吞”的组织，从字面能看出这是一个有美好追求的组织，它的真实含义是“求幸福者同盟”。这是一个秘密团体，只对具备相当社会地位的上层人士开放，而且入会还要签字画押，对天盟誓。支持它的有几百人，主要是在拉萨的一些官员和哲蚌寺、色拉寺的教职人员。因其在拉萨的上流社会中有一定的影响，当时人们多称为“龙厦运动”（其实这存在一个翻译问题，能否译为“龙厦政变”呢？）。
▲拉鲁·次旺多吉
“吉求贡吞”秘密地召开过几次会议，相互串联统一思想。他们最大的主张是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如在噶伦（主持“噶厦”的官员，总办全西藏行政事务，受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管辖）的产生上，主张“每四年选举一次，必须直接从西藏大会的候选人中选举，并决定将这一建议以请愿书的形式通过噶厦呈报摄政”（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载于《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出卖龙厦的是他的好朋友嘎雪·曲杰尼玛。他到时任噶伦的赤门·罗布旺堆那里告了密，讲出了“吉求贡吞”在拉萨的密谋活动。其实，这是必然的。龙厦希望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噶伦，对噶伦的权力构成极大威胁。这把政治斗争的矛头指向赤门·罗布旺堆，可能在他看来，这就是一次取代他政治地位的“政变”。
噶伦赤门决定先下手，逮捕龙厦。1934年初，噶伦赤门让人在布达拉宫设局，然后命令“雪省卡”（即摄政侍从）去请龙厦，骗他说是去参加会议。龙厦信以为真。到了布达拉宫的会议室，等在那里的士兵将龙厦扣押起来。龙厦反抗想去找枪，但仍然被死死抓住，被投到了布达拉宫的“下钦角”里。
“吉求贡吞”的主要成员受到牵连，江金贡·索朗杰布、检察官吉朗巴、达赖经书管理员僧官来村·土登格丹等十几个知名人士遭到逮捕。噶厦组成五人的法庭审理龙厦，他的好朋友嘎雪·曲杰尼玛出庭作证。经过审理，法庭下达了挖掉龙厦眼睛的判决书，判决书说他是“亲苏分子”，“想在西藏搞十月革命”，“要杀人”。牵连其中的人都被审理，多达几百人，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罚款，龙厦参政的儿子也判以残刑——砍手臂（后经人搭救，改为罢官，后人永远不能为官）。
释放回家的龙厦曾向家人回忆过剜目时的情形：挖眼睛时，先在太阳穴两边夹住两块颅骨，然后用绳子勒紧，当把眼球勒出来时，再用刀子剜去。他们先剜去我的左眼，有意叫我看一看，然后才剜去右眼。（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载于《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五、毁誉人生
历史并不愿给龙厦分辩的机会，龙厦在西藏近代历史上饱受争议，一个大胆维新的改革者被打成政治投机分子，在历史的深渊渐渐沉默。
在龙厦被诱骗下狱的1934年，国民政府委员黄慕松进藏，他并不是来调查龙厦事件的，主要任务是沟通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的。他肩负中央的重要使命，却也不方便过多干预西藏的地方事务，但无意中给龙厦事件描上一笔。黄慕松在不便于调查龙厦事件的前提下，听信西藏噶厦的报告，接受了龙厦亲英美的传言，因为龙厦事件已经发生成为既成事实了，这是为了息事宁人，也为平衡噶厦内部的稳定。黄慕松回到南京，向中央汇报了这件事，后来经报纸报道，国人才知道西藏发生了“亲英美分子”政变，龙厦卖国行为在舆论上被彻底坐实了。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藏学界出现了一股为龙厦“翻案”的倾向。研究者的主要论点是：第一，在龙厦与热振摄政的关系上，二者并不存在利益冲突，而是同一战壕的朋友。第二，在与英国的关系上，龙厦游历英国的经历被利用，从而被扣上了“亲英美”的帽子。第三，在龙厦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上，龙厦热情欢迎两位国民政府代表（刘曼卿、吴忠信）入藏，表明他心中是倾向国民政府的。历史的疑云并没有被拨去，今天恐怕再也不可能知道龙厦其人其事的真相了。研究者所凭借的历史资料并非无懈可击，甚至有内部矛盾之处，这一“翻案”似乎是形单影只的一厢情愿罢了，并没有在藏学界激起“千层浪”。这面临的质疑声音有：第一，龙厦恐怕并非为谋求“副摄政”位置而发起龙厦运动那么简单。在东窗事发后，热振摄政说了这样一段话：“逮捕龙厦这件事，我本想劝阻，可是，噶伦赤门不听召唤。想给龙厦捎个信，也不方便，我自己又不能下去，所以，无可奈何。”其中真可谓意味深长。第二，贝尔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和黎吉生的《西藏简史》，虽然是在那个时代写成的，但是他们对西藏上层权力结构的观察并不足以为据。第三，刘曼卿和吴忠信的记载，多是与龙厦的交谈和生活交往，并非是真切的观察体验，他们对民国时期西藏上层权力内幕并不了解。
其实，所谓的“龙厦运动”最可能的真相是权力豪赌，“追求幸福者同盟”对外声称的改革西藏政治也仅仅是徒有虚名的幌子。在既有叙事中，无论是藏学研究者，还是龙厦的后人，始终有一点没有提及，即龙厦对权力的追求。李苏·晋美旺秋晚年曾回忆过十三世达赖去世后的西藏政局，他说：“红极一时的达赖喇嘛的近臣——土丹贡培、司伦益西朗堆·贡嘎旺秋、孜本龙厦·多吉次杰等享有盛名的权贵们，各有其自己的党羽。他们因争夺权势而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李苏·晋美旺秋：《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西藏政局》，载于《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卷）这一点，基本上证明了龙厦谋求权力的动机。
事实上，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任何一种政治的改革必然涉及到权力再分配。龙厦的“吉求贡吞”名目张胆地提出了要民主选举噶伦，必然影响时任噶伦的政治地位，甚至直指最上层的热振摄政，所以当十三世达赖圆寂后，龙厦的“后台”倒了，热振也不怎么愿意出面保龙厦。另外，龙厦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太过于“高调”，最终得罪人太多，被朋友告密，为政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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