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0-26 22:09:57
时间跨度266-420 分界 317皇室南迁
晋朝（266年－420年）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其中西晋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之一，东晋则属于六朝之一，两晋共传十五帝，共一百五十五年。266年司马炎篡魏，建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灭吴，完成统一。后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国势渐衰，316年西晋被北方蛮族灭亡，北方陷于混乱，史称五胡乱华。317年，晋室南渡，司马睿在建邺建立东晋，东晋曾多次北伐。383年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得到暂时巩固。两晋时期五胡迁至中原，加强了民族融合，北人南迁，开发了江南地区。420年，刘裕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1-2] 西晋承袭曹魏领土，统一后又占有孙吴疆域。东晋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北界主要在秦岭淮河一线。两晋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 [3] 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础。 [4] 而晋朝时期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等相比较三国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晋朝虽为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两晋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哲学、文学、艺术、史学及科技纷纷出现革新，有些成为独立的学问。当代思想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士大夫纷纷盛行清谈。由于边疆民族带来草原文化，东晋则拥有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双方逐渐展开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晋朝首先是汉朝体制的延续，晋朝不仅继承了汉魏的禅让统绪，而且继承了两汉“春秋决狱”以来的律法儒家化趋势（泰始律&张杜注律），继承了汉魏政权应对乱世局面所采取的都督军事出镇要冲制度（东汉州牧-三国都督-西晋宗王都督），继承了东汉以来的地方豪族逐渐升格为全国世家的趋势并予以制度保障（占田制对豪族庄园经济的优待、九品中正制的逐步变型走样与东晋门阀政治）。更为致命的是，西晋作为曹魏的“换头”政权，东晋作为西晋的“续命”政权，都没有客观机会与稳定高层去解决汉末的各种社会问题，以至于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东汉体制所不能克服的社会问题，且并没有找出一个好办法去解决。
如果说想要把握准晋朝的定位，就必须回溯到汉朝（尤其是汉末变局）的话，那么想要理清楚西晋，就必须结合曹魏来看。或者说，曹魏西晋，实际上只是一个前后拥有两个皇室的同一套功勋人马的官僚集团，曹魏与西晋虽名为两朝、归属两姓，却可以视为一个政权去看待。“三马食曹”的政治斗争，只是一次烈度极小的改朝换代，司马家即便打击政敌，也往往及身而止，并未株连家族，这固然是司马家篡魏本身多行不义之举所致，但也反映了魏晋两代君主普遍过于短命所致的皇权衰弱。曹魏虽有高寿的曹操，西晋虽有高寿的司马懿，但他们以前朝功臣身份渡过了过于漫长的岁月，以至于真正“自作家门”的时间并不是很充分，再加上曹丕、曹睿、司马师、司马昭等英主的短命，使得魏晋二朝都把精力消耗在了营造私党与高层稳定上，全无勘平乱局、再创治世的精力。魏晋南北朝诸政权所普遍存在的这种创业之祖“晚年营私”、二代之宗“短命不稳”，恰与秦隋这种创业之祖“经天纬地”、二代之宗“暴虐激进”形成鲜明对比，共同映衬出汉、唐、宋、明等长期稳定一统王朝创业之祖“南征北战”、二代之宗“文武并治”模式的适宜。
具体到西晋的流变过程中，三马食曹在高平陵政变的冒险投机之后，通过司马家族掌控都督一方的军镇权力，配合坐镇中央的司马兄弟“霸府”，形成对北方局面的震慑，碾压掉形同囚犯的曹魏亲王、孤儿寡母的曹魏帝后以及心有不甘的曹魏淮南的反抗力量，进而完成篡代。但15年内就换了三次四人做主君，严重影响了主君的威势，增加了司马家主为了博取皇帝名位而向“魏臣”输送各种政治妥协，以期获得更多“晋臣”。这就导致了西晋不仅没法儿解决世家勋臣逐步抬头的趋势，而且还需要养大一大批出镇了的宗室王制衡外姓勋臣，进而影响了帝系继承的稳定。换言之，西晋陷入了一种，宗室王防勋臣，皇子外戚在后的层层设防之窘境，这个窘境虽非西晋所独有，却因西晋立国以前之形势与司马炎的昏招与贾后的乱招而矛盾过速激化。
司马攸之人望，使司马炎深惧司马攸一系会取代自己的子孙。咸宁年间，晚年司马炎为了排异司马攸，不惜打破政治平衡，用外戚杨家主政与皇子王替代宗室王的手段，试图堵绝皇权旁落的隐患。奈何，这种手段是一种自不量力的激进，试图在皇权衰势之下，排斥世家与宗王的参与，必然引起掌握军镇实力的宗王与掌握地方势力的世家的不满与反扑。
司马炎一死，外戚杨氏就被贾后联合宗王、勋臣予以诛除，挑头的司马玮，也被贾后扑杀。这次政变连环杀，是矛盾的第一次激化，而后虽有张华辅政，却也止不住贾后妒杀太子司马遹这种嫡母诛杀嫡子的“宗法大乱招”。如果说，司马炎是因为多有不得已的昏招庸招而留下祸根，那么贾南风便是那种在关键风口胡乱拱火激化矛盾的悍妇，两位主政者一前一后，将西晋的矛盾迅速激化，这才酿出了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所带来的三百年乱世。
八王之乱，不仅仅是一次宗室内耗，更是一次“野战军”的火拼，从曹魏都督区开始积淀下来的长安、许昌、邺城三镇兵力与西晋央军全数耗尽，这就为在汉代便以内迁安置为归宿的边郡归附北族有了从秦陇、三晋、幽燕等边郡直入关洛邺的可能。再加上司马颙、司马颖、司马越等实力派宗王对不同内迁北族的拉拢纵容，直接为五胡“乱”华提供了合法的借口。质言之，所谓五胡乱华，除了屠各匈奴与羯胡是出于反抗而主动乱华，其他的鲜卑氐羌反倒是这些个西晋宗王们邀请进中原来祸乱异己的。
东海王司马越最终取得了八王之乱的胜利，却也看出中原的空虚与危机，便与其首席幕僚王衍趁早留了一手在南方荆扬，这就为日后的东晋续命留了一丝合法性。
世家王敦、王导借着王衍的地位，出镇荆扬，司马睿作为宗王代表跟着去了。东晋政权压根就是西晋宗王与世家的联手，司马睿本身，若不是托了屠各与羯胡的屠戮，按照宗法就根本没有继位的机会。而王敦、王导也需要借助晋的名号来维持稳定，因此便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门阀政治。
纵贯东晋史的有三条主线，一条是东晋皇室与门阀世家共天下，一条是上下游之间的荆扬之争，一条是南迁流民被东晋安置在江北作为抵挡或北伐的主力。三条线相互纠缠，皇室、不同的门阀、流民帅（北府将）相互内斗与外战，构成了东晋史的主轴。
门阀政治，具体体现在王、庾、桓、谢四大顶级门阀的不同主政风格与权力的转移上；荆扬之争则通过王敦、陶侃、庾亮、桓温、殷仲堪、桓玄的坐镇荆州而与扬州的不同掌权势力抗衡；流民帅（祖逖、苏峻）以及郗鉴、桓温、刘裕三批次团成的北府兵，构成了荆扬之间以及晋帝与门阀之间的第三股势力。三股势力（皇室、流民、世家）与三处地块（扬州、江北、荆州）共同形成三条主线，进而拧成一股东晋史的流变。
具体地讲，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是冲击东晋早期政局的两波事件，桓温北伐与淝水之战则是荆扬之争烈度降低所带来的东晋军功鼎盛时期。但，桓温的威势与北府兵的强劲，为日后的桓玄、刘裕（本应是刘牢之的机遇）提供了颠覆东晋稳定的实力。且，淝水战后，谢家全身而退，客观上为会稽王父子擅权提供了机会。质言之，东晋中期的军功反而为东晋后期的各方暴走埋下了伏笔。
所以，淝水战后，东晋不但未能匡复中原，反而陷入到更加激烈的内耗之中。会稽王父子代表皇室宗王势力、桓玄代表世家势力、刘裕代表流民帅势力，先后搞出了一系列大新闻，冲击了东晋门阀政治这一脆弱而勉强的平衡。再加上，卢循之乱从经济上破坏了东晋中央与世家庄园的财粮根基：三吴两浙，使得东晋政权彻底失去立足之地，成为北府强兵头目刘裕的傀儡，走向灭亡。
以上，大致梳理完了晋朝的前因：汉魏与晋朝的关系，以及两晋各自的流变。接下来，谈谈十六国与北朝。如果说东晋是西晋宗王与地方世家的联合，那么十六国就是西晋宗王引胡撕逼政策的延续。除却成汉、两赵与冉魏是以反抗西晋压迫而较早“反晋”，其余各国无不是晋朝官方册封的“王国”，这些“封国”无不是挂“拥晋”之名、行“逐鹿”之实，坐大以后再“抗晋不尊”。北魏也是其中之一，北朝便渊源自这里，这是十六国乃至北朝与晋朝的关系。
北朝的对手南朝，则是东晋政治经历会稽王、桓玄、卢循、刘裕四波折腾之后的产物，依然表现出“皇权+宗王+世家”的格局，三方各自强化自身利益并将其制度化，形成了脱胎于魏晋制度的齐梁变体。这种衍变配合北魏在河西与辽东搜罗到的典章制度，首先为太和改制提供了材料，又为日后唐朝的南朝化提供了素材，这是南朝与晋朝的关系。
八王之乱，西晋短命。
司马炎篡位开始，然后灭吴统一天下，接着就享受人生了；传位给傻儿子，八王之乱，引的外族入中原，变成东晋了，后灭于刘裕之手
晋代分为西晋、东晋，西晋的“八王之乱”结束后，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五胡乱华”……
始于三国魏国，终于北魏
中华差一点亡国。
短暂统一的历史
司马懿的子孙司马炎逼迫魏国曹睿退位建立晋朝，统一三国，后续的皇帝基本没什么作为
三国归晋，又分两晋，存在感都不强
公元280年司马炎统一华夏，灭亡与公元265元，史称西晋，公元417年司马睿与建业称帝，灭亡与420年，史称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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