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9-27 16:46:51
乔致庸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乔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在国弱民贫的清朝，晋商能够走向全国，实属不易。
乔致庸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道光二十年（1850），乔致庸预计包头将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逐渐将经营重点转移至此。乔致庸在已有的复盛公基础上，以独立资本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咸丰年间，又经营复盛菜园。此时，包头人口的增长更加迅猛，经济也日益兴旺繁荣，“复”字号的开设正应其时，获利异常丰厚。再加上三家“复”字号各有侧重，互为倚角，规模迅速扩张，成为包头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乔氏的“复”字号在包头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包头甚至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足见其影响力非同一般。到光绪初年，乔致庸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开设通顺店，分南北两店，南店经营百货，北店经营绒毛皮张。又设有大德店粮行、“德兴长”面铺、法中庸钱铺，资本都很雄厚，与包头“复”字号遥相呼应，互为声援。
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他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开设“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更有不俗的表现。票号又叫钱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开支巨大，现金转运，不仅不便，而且危险。由于商品流转产生资本存贷的需要，因此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票号。山西人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的“日升昌”是第一家票号，在道光、咸丰、光绪年间迎来其黄金发展时期。乔致庸由于经常异地经商，需要频繁的汇兑银两，他敏锐地意识到票号实掌金融流通之命脉，前景大有可期。光绪七年（1881），乔致庸开设了“大德恒”票号，股本六万两。光绪十年（1884），乔致庸改大德兴茶庄为“大德通”票号，最初股本也是六万两。此时，山西票号在全国已颇有声势，如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日新中等票号均在各地遍设分庄，实力也相当雄厚。乔致庸认为竞争并不足惧，反可借势，只要经营得法、信誉良好，不怕没有钱赚。在他的主持下，乔氏投入资本，在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遍设分号，方便跨地区贸易的远程汇兑。数年之间，即有大成，每年获红利在二十万两白银以上。
至清末，乔家的资产，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归化“复”字号的钱庄、当铺、粮店就有十余个，在老家祁县则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的总号，大德诚茶庄、义和恒（钱铺兼茶庄）和1个油面铺，在乔家堡村则有万川汇，即乔氏所有生意的总号。连同分布在包头、京、津、四川、两湖等地的通和粮店、法中庸钱庄、大德西粮店、大德成茶庄等钱粮字号及票号分庄，产业总计在200处以上，仅流动资本就有700万至1000万两之多，如把不动产估计在内，有数千万两的财产，堪称富可敌国，而乔致庸本人也被时人称为“亮财主”。
乔致庸作为一介儒生，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赋外，其关键核心要素是乔致庸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整个商业经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之道。其儒商之道，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点：“知人”、“严规”、“明德”。古代家族企业，往往寄望于家长的德行威望。家长贤，则家族旺；家长愚，则家族衰。大家族在家族范围内通过任贤用能，由最有才干的人来带领家族前进。但是，在管理事务中，为防大权旁落，绝少让外人插手。山西的不少票号在这方面表现得较为开放。乔致庸在用人方面颇有先见，且能知人善任，宽严相济，大度慷慨。
从一介儒生到晋商翘楚，一生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乔致庸的人生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他个性鲜明，精明中带有大道，儒雅中带有侠气，机敏中又不失本分，他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晋商乔致庸纵横捭阖，写尽商海风流。其以儒治商、无为而治的领导智慧；崇德尚义、以义制利的经营之道；慧眼识才、善于用人的御人之术；诚信为本、仁厚待人、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着眼大局、深谋远虑的市场眼光；行胜于言、快速执行的实干精神；准备充足，谨慎处事的风险意识，身体力行地把晋商的品格演绎到至臻化境，成为一代儒商巨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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