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9-08 01:24:08
当时的中共认为，利用胡风事件，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进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正确且必要的。其直接成效是，仅仅两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29230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还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小集团”。据陆定一后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拟定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审查于1955年6月开始，到9月中旬时，已“仔细审查”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11000个集团和派别。但至1980年代，胡风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胡风案件也被官方承认为一大“冤案”。
对于胡风案件的反思也一直没有终结。胡风在后来回忆为何遭到整肃时指出，因为毛泽东“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以李新宇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对胡风的批判已经是对鲁迅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整肃也成了对鲁迅思想和文学方向的整肃。责任方面，无论中国大陆内外，文学界普遍认为，中共，尤其是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有观点认为，舒芜的信只是给予毛泽东一个“可以下的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加之纠缠不清的文艺流派争执甚至“文人相轻”的传统，产生了政治定性，群而攻之的历史悲剧。进入21世纪，谢泳等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制度层面，指出五十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甚至贾植芳曾说，“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
胡风案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也被视为文革的“热身”：凭空捏造、舆论动员、全国声讨，从行动到大批判语言都惊人的类似。由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的道德败坏倡导，导致此后打小报告、作窃听机器者群起，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溃，假大空盛行。同时，当时的大陆媒体，尤以《人民日报》为首，受到政治干预，完全成为政治宣传机器，用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闻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损害。”
由于胡风案件已有定论，今天的史学和文学界公认为，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对胡适、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风,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和清理，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由于时代变迁，带有民国身份的诸多知识分子“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虽然1955年之后胡风案及其带来的整肃运动最为狂暴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最为脆弱、敏感的文艺界批判后的萧条表现的尤为明显。此后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界的紧张氛围。19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笔，前解放区的作家也率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刻板印象、公式化现象严重。而对胡风案和此后的整肃运动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肃反的扩大后来为1957年“鸣放”运动中表达最多的一个话题，同时缺乏真实客观的信息为依据，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效果也受到了影响。一定程度上为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
起因
编辑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在报告中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毛泽东和党的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党的指示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他断言，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他还建议，作家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让官员们改造自己。他还主张由作家自己组织编辑七八种杂志，取代为数甚少的官方杂志，以提倡多样性。经过
编辑1952年6月8日，在与其有矛盾的时任文化部长周扬的指示下，《人民日报》转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到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虽然政治斗争的气氛愈来愈浓厚，但毕竟还是局限于思想理论的范围，还是以理论武器对理论对象的批判，而且一些负责同志的文章对胡风政治上的表现是肯定的。1955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6日，中央批发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思想。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语指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1955年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梅志（胡风夫人）也同时被捕。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胡风在狱中绝食，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但是在当时环境下是不可能的。平反
编辑第一次平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1985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1980年9月22日，“文革”后复出仍为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来看望胡风，并带来中央文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对于这些被保留的莫须有的论断，胡风自然不能接受，当时他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第二次平反胡在北京逝世后，由于胡风家人对文化部拟定的悼词表示异议，追悼会不得不无限期推延，而胡风遗体也不得不冷藏在友谊医院太平间里等待。次年1月初，胡风治丧委员会终于发出讣告，此时距胡风逝世已七个月。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悼词中对胡风给予充分肯定。——这便是胡案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仍未彻底的平反。第三次平反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这便是胡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至此，胡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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