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9-02 09:41:49
著名的“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他就说他的动物小说是叙说“人间主题”的。但“人间主题”的动物小说本质上已经不是动物小说了，因为它的拟人化、象征化策略是自我颠覆性的。它必将把动物小说逼到死胡同里去。
但西顿的动物小说没有这种隐忧。在西顿的动物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西顿并不借他的动物主角传递诸如狡诈阴险、尔虞我诈或情意绵绵这样的“人间主题”。也就是说，西顿剥离了依附于动物身上的教化色彩，把动物当成动物来写，虽然偶尔也不免让动物说点鲁迅所谓的“人话”，但在整体上是非象征的。这就使得西顿的动物小说获得了一种单纯性、明晰性，因为不再和“人间主题”纠缠在一起，这使得西顿的亲和力大大增强。
西顿的魅力还来自于他博大的生命意识。我们阅读西顿，会发现他的小说总是与“追击”有关，即人追逐、猎捕动物。在一般人那里，这样的“追击”过程总是会写得酣畅淋漓，总是会尽情展示人的勇力和理性。但西顿的叙事却给我们“迟滞”之感：在人与动物的紧张对峙中，西顿总是会在某个节点“慢”下来，思考“追击”之举的正当性，总是以反思性的笔触涉及到动物作为“珍宝”和“高贵生物”的道德价值。在西顿的动物小说中，“生命意识”既是他着力描写的对象，同时“生命意识”反过来又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品格。在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西顿的小说是“狩猎小说”，但因为他引入了“生命意识”这一元素，于是人对动物的“追击”不再具有合法性。这样，人即使在“追击”中取得胜利，他实际上也输掉了道义。《石山大王克拉格》中的史谷堤历尽艰险打死了大角公羊，然而却在惊惧和良心的不安中苦度余生，最终葬身雪崩，就是一个典型。西顿对“生命意识”的谕扬实质上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隐在批判，这种生态视角显然不是平庸的动物小说所能具备的。
反观中国的动物小说，在这方面显然就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注重“生命意识”和生态视角的作品，已经能够在叙事中给予动物一定的伦理关怀，但技术上的粗糙和“教化”传统的阴影阻碍了它们成为气象阔大的佳作。比照西顿，中国动物小说的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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