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荷塘月色》讲出新意

更新时间2018-04-28 07:21:40

    常规的路子是鉴赏描写，分析作者欣赏美景过程中的心理体验，领会本文的审美意义。但作为公开课、展示课或者比赛课，这么上缺乏亮点，评委们肯定听过无数遍了。

     你可以围绕“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做文章，从文本细节揣摩作者的深层心理。这是全文第一句，如线头一般牵连着方方面面。作者为何不宁静？行文结束时为何仍然不宁静？欣赏荷塘与月色时的作者心里宁静了吗？能回答出这些问题，基本等于把握住了全文的脉络与核心。
     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思路是，考证一下作者在1927年身上或身边发生过什么事，以及这些事与本文的创作是否有关联。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93年钱理群在《语文学习》上发表的文章。他运用“社会历史批判的方法”分析本文的丰题，认为朱自清之所以创作该文，是被“四·一二”大屠杀弄得目瞪口呆，因而产生了被毁灭的恐惧，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前途”心怀疑惧，在这种矛盾的情绪中不自觉地陷入不知“哪里走”的“惶惶然”，“荷塘月色”的“宁静的境界”象征了了朱自清的“精神避难所”。还有很多人引用朱自清当时的其他文章作为佐证。一言以蔽之：朱自清是因为担忧时局所以“不宁静”。

 这种思路是用社会学、历史学乃至政治学的思路来解读文学作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主流思路（在某些时期甚至成为唯一被允许的思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句话确立了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很多学者和老师都认同，解读文本就是要先了解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生活历程，了解时代、社会环境及作品风格流派、产生的具体背景，这有助于学生走进作者的创作视野，较为客观的理解、把握文本的真正内涵。因此 “知人论世”被教师们认为是鉴赏文学作品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方法。

    但具体到《荷塘月色》这个文本上，我们却要对“担忧时局”的结论保持怀疑。因为纵使作者被“四·一二”大屠杀惊诧到心神不宁，这种情绪真的能持续三个月之久？纵使能，朱自清在文中也应该说“这几个月心里颇不宁静”而不是“这几天”。相反，如果我们考虑到朱自清1925年接受俞平伯的邀请来到清华大学任教，1927年1月接妻儿同住清华园，说写作本文时的朱自清处于事业和家庭双圆满的阶段也不为过。“四·一二”与《荷塘月色》的创作是否有直接联系，目前并没有证据。

   我们其次会想到的思路是，从朱自清的其他创作中寻找能相互参照的线索。例如他曾经对第二人妻子陈竹隐（并非本文中的妻子。朱自清的第一任妻子叫武钟谦，在1929年去世）说：“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我生活”，“还是暂时超然为好”。朱自清心里的不宁静正是来源于难以应对生活压力而产生的焦虑，因此他在这个晚上出门散步、沉醉与荷塘与月色中，其实是想暂时逃离现实生活，获得短暂的释放。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孙绍振。他运用伦理学观点来剖析《荷塘月色》主题，认为：“文章中外在的美好都是为了表现内在的、自由的、无声的、不受烦扰甚至于是孤独的情怀，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时感到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伦理的自由，那是一个人在摆脱了丈夫、儿子、父亲等伦理角色的负担之后，向往自由的真情流露，与政治性的自由并没有多大关系。”当我们梳理出本文的内容线和情感线后就会发现，作者在家和在荷塘有截然不同的心情。从家中出门时“心里颇不宁静”，走到小煤屑路上还是感到“寂寞”，但是当他身处荷塘边、月色下时，则显得宁静而愉悦，但当他联想到江南后心里有开始变得惆怅，最终推开家门时心情又再次回到不宁静。在家时的不宁静与在荷塘时的宁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作者甚至在第三节就暗示读者注意到这种对立。朱自清说到了“另一世界”的自己是“超出平常的自己”，那就意味着还存在着“此一世界”的“平常的自己”。“平常的自己”“爱热闹”、“爱群君”，而且是“不宁静的”；“超常的自己”则“爱冷静”、“爱独处”，而且是“自由的”。毫无疑问，“此一世界”就是外部世界、现实世界，“另一世界”就是内心世界、理想世界。“平常的自己”是儿子、丈夫、父亲，还是教师，是革命家。这么多身份给作者带来的不是充实、荣耀的生活而是不自由的、不宁静的心境。朱自清在白天只能做平常的自己，必须尽到丈夫的责任和革命家的使命，要齐家、平天下；而在这样一个夜晚，他能够做真正的自己，抛开一切责任与使命，自由地漫步，逍遥地畅想，像一个浪子和隐士。

     以上从时代背景和作家生平出发解读文本的两种方法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进化史”上被称为“作者中心论”。中西方传统文学理论都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寄寓于作品之中的原意。作者写出了作品，从而创造了作品的意义，决定了作品的一切。这是长期以来为世所公认的常识、陈规或惯例，从来没有人对它发生过任何怀疑。但是作者中心论的逻辑其实是将“作者原意”等同于“作品意义”，再等同于“读者发掘的意义”。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后人只需研究作者和时代就万事大吉了，无需再分析文本，反正只要掌握了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就能解读该作者甚至该时代所有文本了。如此一来，文本解读就会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哲学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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