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3-17 01:08:33
在目前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隐含的假设是所有经济系统都采用市场经济体制。诚然，迄今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以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体，但人类近代历史上并非只有市场经济这一种制度。在上世纪超过一半的时间里，前苏联、东欧等国都实施过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也曾一度获得了较快、甚至超过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部分国家实现了基本工业化。但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及其上层建筑所存在的问题，使这些国家虽然在上世纪后期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但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最终未能依靠计划经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由于选择了错误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国家才普遍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实行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的绝大多数国家都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在从计划到市场激进转轨的过程中，部分国家的经济一度出现持续几年的负增长。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通过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较快地融入欧洲统一市场而实现了经济复苏和增长，目前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而俄罗斯经过艰难转轨，2007年按PPP计算的人均GDP接近15000美元，也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Shleifer，2005；CIA，The World Factbook）。
（二）长期封闭的或内向的发展战略延缓了技术能力的提高
开放的世界经济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扩张的全球需求使各国在产品的生产上实现更深入的专业化分工。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而融入国际市场，学习先进技术，提高管理技能，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世界银行（2008）将“引进了国际所知（knowledge），输出了国际所需”作为成功的后发高增长经济体的首要特征。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积累起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从而有助于其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出口导向战略使国内工业直接面向全球市场竞争，促使国内企业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在实现用制成品出口代替资源和传统初级产品出口的
过程中，积累了外汇资金，获得了产业经验和技术能力。即使其国内市场规模小而不足以支撑国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仍可以通过参与全球市场而在自身最擅长的领域实现专业化、规模化，从而建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获得较高的增加值收益（World Bank，2008）。东亚地区的“四小龙”正是因为致力于促进面向出口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扩大对外贸易，使出口产品多样化、复杂化，才成功实现了工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转型，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了高收入社会。
相反，大部分拉美国家之所以未能像东亚成功者那样成为高收入国家，与其没有及时调整进口替代战略不无关系。进口替代战略的初衷是保护刚刚起步的幼稚工业不致被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所摧垮，以支持其成长壮大。应该说，进口替代战略在初期是有效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30年间，大多数拉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南方委员会，1991）。但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不但国内市场需求增长有限，而且也失去了为应对全球竞争而持续进行技术学习的压力和机会。由于没有及时调整，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不仅没有实现促进大规模现代产业发展的初始目标，还阻碍了农业和中小企业的自主发展（速水佑次郎，1998）。
（三）要素升级与产业能力建设步伐迟缓
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积累对于发展中国家固然重要，但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最终经济增长率将取决于技术进步率。先行国家在19世纪后期实现了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向效率和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根据索洛的测算，美国20世纪前半期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中，有7/8要归因于“技术进步”（不单指新产品、新工艺，还包括在资本、劳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引起产出增加的所有因素，比如人力资本投资和用于研发的无形资本投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的研究工作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兴起，将技术进步看作是内生的，认为知识具有外溢效应，知识投资是边际收益递增的，能够弥补甚至超过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按内生增长理论，只有建立起有利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创造的激励机制，实现要素驱动升级，推动生产率提高较快的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上升（即实现产业升级），中等收入国家才可以避免出现投资收益递减，实现持续增长，最终进入高收入社会。
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时无法实现要素升级，是中等收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无法以要素升级应对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前苏联。苏联的经济计划可以认为是在政府指令下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以推动经济的极端情形（速水佑次郎，1998）。但苏联的经济增长长期都主要来源于资源投入的增加，资本的快速积累导致资本边际生产力急剧下降到几乎为零（Easterly和Fisher，1995）。
在人口红利消失时无法实现产业升级，也是中等收入国家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随着现代产业的持续扩张，中等收入国家曾一度被认为无限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将难以维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会消失，工人工资也随之上涨。因此，如果不能提升劳动者技能和技术水平，中等收入国家的生产率无法持续提高，经济的持续增长就难以实现。
（四）不能有效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公平问题
贫困问题已从低收入国家的顽疾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过去10年，一大批低收入国家晋升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全世界低收入国家的个
数从60个左右下降到39个。与此对应的是，1990年世界上贫困人口的93%生活在低收入国家，而到2007～2008年全世界约10亿贫困人口（人均日收入1.25美元以下）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占世界贫困人口的72%左右（Sumner，2010）。这反映了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而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将会成为影响中等收入国家最终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重要因素。
早期研究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实现公平：库兹涅茨提出了著名的“倒U”假说，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不平等程度先增大而后减小。但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增长性贫困”现象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够导致收入差距的必然缩小，而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首先，如果一部分人长期不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他们就可能最终采取一些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行动，使增长进程受到干扰或被打断。第二，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会代际转移，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后代在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降低了人们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奉献的意愿。第三，严重的不平等可能成为政治动荡的根源（以上三点见World Bank，2007b、2008）。第四，中等收入阶段保持增长最核心的内容是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但不平等可能影响生产性投资，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第五，过高的收入差距给政策当局极大压力，这反而容易导致错误的政策选择和糟糕的经济后果
（Sachs，1989）。第六，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内需萎缩，引起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相反，经济增长越公平，经济就越有可能保持持续增长，因为公平带来更少的争论、更小的发展阻力。
根据UNDP在2002年对中国城市家庭的调查，超过80%的回答者认为收入分配“不够公平” （48%）或者“很不公平”（34%）（UNDP，2005）。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人都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活动，因而人们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通常更高。但如果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的问题会突现出来，现有不平等水平将更不容易被社会接受，可能带来更多的社会不满和摩擦。这要求政府一是要确保穷人能获得必要的收入，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减少和消除贫困；二是要有效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使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大（World Bank，2008）。
（五）制度建设与制度质量难以满足高收入阶段的需要
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下，即使制度质量不高、社会问题突出，一个国家也可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使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从低收入社会进入中等收入社会。但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Rodrik所言，启动经济增长和维持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两码事——前者只需要一些有限的改革，对一国的制度质量并无过高要求；后者则要求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以赋予经济、社会抵御各种冲击的能力，并保持生产的活力（Rodrik，2007）。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如果没有制度质量的提升，就难以进一步增长，难以翻越“高收入之墙”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成为发达的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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