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3-01 06:19:42
局势越来越严重,李大钊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
在严重的局势下，同志和亲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
1926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进京，他进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开杀戒。在他的迅速动作下，《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等都被处决。
因为风声越来越紧，不少革命同志纷纷撤离北京，当时他们离京后的去向通常是南下北伐或者北上去苏联深造。
此时，作为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李大钊也早已处于一级戒备中。李大钊的身边朋友也已经感觉到他此时的危险，有人猜测：张作霖的下一个目标一定会是他。
李大钊
因为当时负责领导北方革命工作的李大钊，领导群众进行了很多爱国斗争，他早已成为了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
可即便知道危险已经临近，李大钊依旧不肯离开，他只在自己成为头号通缉目标后，被迫转入了地下。当时李大钊选择的藏身地点是：苏联大使馆的旧军营，之后，他还将自己的妻子赵纫兰和孩子们也接到了这里。
苏联大使馆位于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个地方享有治外法权，张作霖等军阀想在这里抓人并没有那么容易。根据李大钊的了解，这个地方是不允许中国武装入内的。所以，李大钊认为：即便他的行踪被发现，他暂时也是安全的。
在苏联大使馆附近住下后，李大钊一直通过各种关系和北方各级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指导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
早已成为李大钊从事革命活动贤内助的赵纫兰，十分清楚眼下形势的严峻，所以，邵飘萍、林白水等相继被杀后，她一直揪着心。
一次与丈夫聊天时，她终于忍不住劝丈夫离京了，可李大钊看了看满脸担忧的妻子后叹了口气说：
“我不是常对你说嘛，我是不能离开北京的！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来承担?”
赵纫兰听完丈夫的话后只呆呆地坐着，作为妻子，她当然懂他，可她毕竟是女人，她太担心他的安全了。
李大钊与赵纫兰
而通过丈夫的这席话，赵纫兰也终于懂了：对丈夫而言，在形势最严峻、最危险的时候离开北京，是逃避的行为。与此同时，眼下北京的工作，只有他可以做。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让他不得不坚持留在北京。
从这以后，赵纫兰便再也没有劝说丈夫离京了，但她对丈夫安全的担心，却与日俱增。
一日，赵纫兰正在床上缝衣服时，丈夫有些疲倦地走了进来，进门后，他把一样东西放到了她对面的桌子上。赵纫兰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后，当即便惊呆了：她看到桌上摆了一把手枪。
看到枪后，她立即从床上起来走到了桌子前，她发现这把手枪很特别：它看起来像一个盒子，若不是枪口非常明显，她几乎都不确定这就是一把枪。
望着这把枪的赵纫兰并不敢伸手去摸，她只盯着枪问丈夫道：“从哪儿弄来的？”
李大钊转过身，他看着妻子的一脸诧异嘿嘿笑着道：“托人买的，我们正在练习打枪，以后可以对付那些坏东西！”
赵纫兰听完后吓了一跳，她心道：“都已经这样危险了吗？要自己时刻背着枪走了？”
正在这时，李大钊原本在做作业的女儿李星华走了进来，进来后，她不由分说地从桌上拿起手枪，爱不释手地看个不停。
见女儿把枪拿在手里后，赵纫兰赶忙叫她放下，星华看了妈妈一眼后，有些不高兴地放下枪道：“爸，您不是说了嘛，有卖真枪的就给我买一把？”
李大钊听到这之后，才蓦地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许诺，他于是颇有些感慨地说:
“爸爸是说过的，不过，眼下还做不到。可是我相信，等你长到花木兰的年龄，不用爸爸买，你也会有的！”
“这会是真的吗?”星华瞪着大眼稚气地问。不等李大钊回复，赵纫兰便催促星华去做作业。于是，星华嘟着嘴回屋去了。
女儿走后，赵纫兰很关切地问丈夫道：“这玩意好学吗？”李大钊听完看了看妻子很认真地道：“好学！”赵纫兰听了却依旧看了看枪，她怀疑这东西对丈夫来说有些不好学，毕竟，丈夫是从文的，可枪杆子却从来是武人的物件。
知道丈夫有枪的那晚，赵纫兰很晚才睡着。她自己也奇怪，丈夫有枪了是好事，为何自己反而更加担心他的安全了呢！
之后，为了应付可能的危险，李大钊开始频繁练习射击，他当时的练习场地，就是苏联大使馆西院兵营空地。而经常陪他练习的，则是他的学生、革命同志范鸿劼。
正是在与范鸿劼练习射击时，两人竟确定了一件事情：院中扫地的人，实际是个坐探。
但李大钊发现他是坐探后却也并未做什么，毕竟此时打草惊蛇不是好事。李大钊还确定：王世根被捕就是这个坐探告密的结果。
李大钊并不知道这个坐探是否知道了他的身份，但他一直小心提防着。他还在识破坐探身份后叮嘱其他同志：不要暴露身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准再来找他。
一日，李大钊和赵纫兰在家里正说话时，这个坐探竟然径直往他的住所走。坐探刚踏进他们的住所外面，敏感的赵纫兰急忙迎上去拦住了这个不速之客道：“你是……”
坐探一边打量着外屋，一边故作亲热地说：“我是大使馆做饭的，我留心了，李先生好多天都没有吃上肉了，给苏联同志一说，他们就派我给您家送点肉来。”说着，他便把手里的猪肉给赵纫兰看了看。
赵纫兰毕竟不知道这人的真实身份，因为住进大使馆后买副食品困难，她感觉丈夫已经因为吃不到肉明显瘦了。于是，她高兴地说：“谢谢您啦！要多少钱！”
“不要钱，不要钱……”坐探说完后，便一边放猪肉一边探头看内室的情况。坐探的一举一动都被李大钊看在了眼里，确定他是在查看他家内室情况后，他立即从里屋走出厉声道：
“把肉带走，我们不缺少你的肉吃！”
坐探听到这儿，立马意识到李大钊话里有话，他明白：李大钊已经识破了他的身份，此时的他脸上写满了慌张。赵纫兰不知内情，于是有点不悦地对丈夫道：“星华她爹，人家好心好意给我们送肉呢！”
李大钊听到这儿额头上的青筋都凸起了，他在强忍自己的怒火，毕竟，这个探子已经把他好几个同志送进监狱了。
李大钊素来敬重妻子，所以，他当时一直忍着没发火。送肉的探子见状也借机道：“对!对.……李先生不要误会，我可是一片好心啊！”说完后，探子转身狼狈地逃走了。
探子走后，李大钊看着他的背影愤怒地大吼道：“好心？让狼叼去了！……”
赵纫兰看到丈夫如此愤怒当即便惊呆了，与他结婚二十多年来，她还头一次见他生这么大的气。以她对丈夫的了解，若不是天大的事，他定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反应。赵纫兰又担心又惊愕地问道：“你，你这是怎么了……”
李大钊
坐探走远后，李大钊才对妻子说了实话：“这个人不是来苏联使馆做饭的，他是张作霖派进来的坐探。”听到这儿，赵纫兰惊得“啊”了一声，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半晌后，她才问道：“这是真的？”
“真的！世根同志被捕，就是他告的密！”李大钊认真看向妻子道，此时一直在屋里查看动静的李星华也跑了出来，她气鼓鼓地拿起探子送来的猪肉走到门口，然后用力往院中一扔道：“拿去喂狼吧！”
赵纫兰此时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了，见妻子被吓坏了，李大钊忙走过来挽着她的手缓慢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待妻子坐在床上恢复了平静后，他才用低沉的声音对她道：“去拿洋火（火柴）来！”
赵纫兰默默把洋火取来递给了丈夫，然后，她便只呆立一旁看着丈夫拉开抽屉，并细心整理文件。丈夫把文件抱到火炉边她才意识到：他是要把这些机密文件销毁。
赵纫兰看着忽大忽小的火苗，心里扑腾腾地跳得厉害，她心里暗暗道：“这大使馆已经不安全了。”想到这儿，她默默看了一眼正在烧文件的丈夫。半晌后，她终于忍不住担心地问：
“他们真的会冲进苏联大使馆抓人、抄东西啊！”
此时，李大钊已经把该处理的文件都处理完了。为了安慰妻子，那天他说出了一句宽慰她的话，他说：“一般不会的。”
中坐着为李大钊
赵纫兰听到丈夫这话后，才略微松了一口气。可李大钊却在自己的话音落后，觉得还是应该告诉妻子实情，他此时已经确定：他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但只要还没到那一天，他便得坚守住，对，他不能逃，这是他作为一个革命领导者必须有的态度。
李大钊心想着：“革命总归要有牺牲，其他同志可以牺牲，我为什么不可以！”
但在妻子面前，他不能提“牺牲”这个词，妻子本来就对他的革命事业忧心不已，若此时自己再提“牺牲”，那她怕是会经常睡不着了。
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妻子必须有所准备，这样才能以防万一。于是，他想了想后补充到：“他们一般不会到大使馆抓人，但咱们乐亭家乡有句俗话，叫‘狗急跳墙’，凡事还是要提防万一。”
赵纫兰听到这儿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定了定神后，她自言自语道：“咳！可别来跳墙的狗哇……”
左一为赵纫兰
赵纫兰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在不久之后发生了：狗真的要跳墙了。
张作霖在收到密探的消息后，决定想方设法对李大钊下手。可李大钊在苏联大使馆，要怎样才能进大使馆抓人呢？答案是：找对中国革命党和苏联有敌意的各国公使帮忙。
1927年4月4日，已经掌握李大钊动向的张作霖派人秘访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他对抓捕李大钊事宜点头后，各国公使也点头同意抓人了。之后，工部局通知了各巡捕房：
“有中国军警入界，不得阻拦！”
有了洋人开具的“通关文牒”：张作霖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下手了。
4月5日晚，经常与李大钊练枪的范鸿劼突然闯进了李大钊家。一进门他便一脸慌张地道：“你必须离开北京躲一躲了！”
范鸿劼如此着急地来通知李大钊逃走，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杨度派长子传来的消息“窃恐守常（李大钊）危矣……”
李大钊听到这话后，第一时间想到的竟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眼下手头自己正在做的革命部署，他知道：这个节骨眼上，他不能离开。于是，他抱着侥幸问：“你认为这消息有多大的可靠性？”
范鸿劼听到这儿也直说“拿不准”，李大钊见状便站起身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半晌后，他终于开口了：“我们只能把立足点放在‘信’上，才能免遭不测。”
此时的范鸿劼算是听明白了，他的老师李大钊是觉得：一旦消息不准确，只是张作霖放出的烟雾弹，可自己却离京了，那手头的革命事宜定会因他离开而办不成，那样一来，革命工作岂不是损失惨重！
另一方面，李大钊还觉得，若真是张作霖使诈，那他们因此离开有保护屏障的大使馆，不就正好中了他们的计了？
商议半天后，李大钊决定：“先连夜将一批革命同志转移出使馆，以听听风声。”
中为李大钊
当晚，范鸿劼便迅速执行了转移任务，转移途中一切安全。于是，范鸿劼忙在转移完同志后，重回大使馆要求李大钊也立即转移，他紧张地道：“你必须在天亮之前迅速撤离大使馆。”
李大钊听了后却摇头道：“中国有句俗话，叫老将催后阵，作为共产党人，我一直信奉‘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我这个老将啊，要你们都安全了，最后才撤离！”
范鸿劼听到这儿急得直跳脚，他大声道：“可你，你不是一般的老将啊！”李大钊听到这儿终于说出了他不肯撤离的真正原因，他叹道：
“北方正处于最黑暗的时期，我不忍心舍下同志们离去；同时，我还担心因为我的离去，北方的党组织将会蒙受损失……”
到此时，范鸿劼才算明白：无论他怎么说，他也不会肯撤离的。即便撤离，他也一定会是最后一个。见无法说服他，范鸿劼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就在范鸿劼劝李大钊撤离的当晚，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就组建了抓捕李大钊的行动队，他们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他们为了防止革命党人焚烧文件，甚至还特意安排了消防队。
4月6日上午8点，行动队数百名军警杀气腾腾地冲入了东交民巷。根据史料记载，当日，他们将大使馆团团围住了。那天，李大钊一家都被捕，躲在使馆花房内的范鸿劼也在厮打后被捕……
被捕后的李大钊历尽了各种法庭审讯，但反动当局却依旧没有从他那里拿到任何“供词”，当局最终不得不承认“李无确供”。
因见李大钊志坚如铁，他们竟上演了一场公堂上与亲人相见的戏码，试图以此瓦解李大钊的意志。不过，即便妻子赵纫兰在公堂上哭倒在地上，李大钊也依旧安定、沉着地站着。
赵纫兰当然知道，丈夫并非对自己和孩子无情，他的镇定，全因为他那伟大革命信念的支撑。多年后，对父亲的革命信念有了深刻认识的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审讯当日的父亲，她说：
“他的心似乎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而是被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李星华（右一）与弟妹
很显然，这次被精心策划的审判中，当局也没有拿到李大钊的任何供词。这种种，无疑让当局愤怒不已。
之后，李大钊在狱中所写的《狱中自述》，对有关共产党的事避而不谈，而只谈国民党的事。他这样做，自然是为了保护地下党。这之后，当局彻底被激怒，他们对他采取了更加野蛮的酷刑：竹签扎手指。可即便如此，他也依旧不肯低头。
4月28日那天，李大钊、范鸿劼等二十位革命同志被处以了绞刑。
行刑时，因见李大钊太过从容，怒了的当局决定折磨他。为了折磨李大钊，行刑宪兵、警察两次在他快被绞死的时候，将他放下来。
根据史料记载，李大钊第一次被从绞索架上放下来后，从昏迷中苏醒的他竟自己努力站起登上长凳赴死。关于这段的史料记载如下：
“被从绞索架放下后，过了一会儿，李大钊慢慢地苏醒过来，伸出右手揉了揉被绞索勒痛的颈项，双手按地，又吃力地站了起来。他看了一眼同难的战友们后，又再次登上长凳，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吃力地踢倒了脚下的长凳，很快又失去了知觉……”
而第二次被从绞刑架上放下来后，从昏迷中醒来的李大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他微笑地望了望同难战友后，依旧试图往绞刑架上爬……
直到第三次被刽子手套上绞索后，年38岁的李大钊壮烈牺牲。
李大钊牺牲前照片
从李大钊被捕前的拒绝撤离和他受刑时的种种细节都表明：他并不怕死。而这种不怕死，恰是一个革命者最重要的品质。正因为有李大钊等不怕死的革命志士，中国的革命才能够最终成功。
李大钊生前曾说过一句话，如今，他牺牲近百年后，这句话依旧振聋发聩：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爱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