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0-01-14 01:09:09
年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上海等地的讲话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来, 中国国内逐步掀起了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与此同时,海外各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颇为关注,尤其是从2002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以来,海外各界发表了不少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评论和研究文章。海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对国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丰富和补充, 对于我们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完整而准确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 尤其是其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故此, 本文试就海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情况作一简述和评析。一 、海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起点和概况 通过对近年来海外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考察, 可以发现,在 2002 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 海外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研究的数量很少。十六大以后, 海外研究中涉及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逐渐增多。 这样,从直接研究的角度看, 海外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似乎是从 2002 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的。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提出的时间距今历时尚短,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无公开出版的专门研究海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专门研究机构和研究力量。但是,海外某些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有不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和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在近些年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提出以后,这些海外学者在对中国的政治、政党、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均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三个代表”思想, 他们的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评论和分析。根据现有资料, 目前海外较多刊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研究文章的杂志有《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亚洲观察》(Asian Survey)、《中国期刊》(The ChinaJournal)和《远东经济评论》(Fareast Economic Re-view)等。此外, 在近年来的海外学术研究中, 也有一些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海外著作,如关于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关于中国政治与中国党史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的研究, 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 66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 2006年第 5 期DOI :10.15894/j.cnki .cn11 -3040/a.2006.05.009 了一定的研究和分析, 从而为考察海外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二 、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后海外对“三个代表”思想的集中评析 2002 年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就在十六大召开前后的一段时间里, 海外各种媒体和各界人士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予以极大关注, 作出了多方面的评价, 形成了一次集中评析和探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在这次热潮中, 海外媒体和各界人士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研究和评析: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不少海外媒体和报刊在社论和文章中都指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历史地位。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海外研究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努力探索和伟大实践而得出的必然结论。它既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中共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是划时代的思想进步,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管理国家的理念正在朝着更理性的方向转变, 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在十六大前后媒体和报刊发表的评论中, 更多的是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的评析。 俄罗斯俄通社的阿布哈金·马拉特认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必将极大地推动和加快中国的建设步伐。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迈尔·久洛表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它在中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而且已经贯彻在实践中。俄罗斯友好人士库达舍夫认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先进的时代特色和广泛的号召力, 将团结各阶层人民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共同谋求国家的发展。德国的《法兰克福报》也认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法国《欧洲时报》发表社论文章认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全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 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全体人民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必将大大增强中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三 、海外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和思想内容的研究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海外学界对中国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展思路、执政方略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多的关注和研究, 其中有不少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和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思想体系和思想内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背景和形成原因就现有的研究来看, 海外学者多是从国际背景来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和提出的原因的,他们强调了以下因素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影响:一是苏联东欧共产党遭受的重大挫折;二是经济全球化、因特网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挑战;三是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四是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的垮台。① 在有些海外学者看来,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从以上诸因素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主动更新观念、提出“三个代表”理论的。例如, 美国纽约汉密尔顿学院的李程就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看成是江泽民“重新定义共产党”的一种努力, 其产生的重要原因是“江泽民和他的理论家们不仅想要从那些丢掉政权的前执政党那里取得教训, 而且还要试图找出其他政党成功的原因”② 。应该承认, 这些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处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过程中,必须用世界眼光和世界视野来观照自己, 而国外政党史上的风云变幻, 尤其是近些— 67 —专题与话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 海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考略 年来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失败的教训, 为中国共产党人思考自身的执政能力及相关问题提供了直接的教材。但与此同时, 与国际因素的影响相对应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无疑首先是建立在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国内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尤其是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的。因此,在考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时, 也有不少海外学者特别重视和强调了中国国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影响。比如, 日中经济协会经济交流委员会委员长鲛岛敬治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原因是“中国所面临的`五化' :人民要求多样化;收入差距阶层化;科学技术复杂化;知识更加专业化;信息传达快速化” 。③ 《江泽民传》的作者、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把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原因与中国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分析并指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成因是社会实践的需要。他指出:“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的指导是不能分家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要发挥政策与理论的作用。”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展变化了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对党提出的新要求, “江泽民必须为党创立一个新思想, 把新的社会阶层囊括其中,否则就无法顺应时代潮流, 很快就会失去合法地位” 。④ 显然, 上面这些观点中的某些断语存在着明显的偏颇之处, 但勿庸置疑,在考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和形成的背景与原因方面,不论是站在哪种研究视角, 也不管采用什么具体研究思路, 除了要对世情予以关注外, 更重要的是必须对中国自身的国情、党情和社情高度关注,尤其是要对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在社会经济成分和组织结构体系上所发生的变化及政策调整予以关注。实际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形成尽管有多重原因, 但以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现实问题, 尤其是社会阶层和结构成分变动的关注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考虑。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睿智地吸取和借鉴了国际经验教训,同时也充分考虑了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 这种基于现实需要的理论建设, 无疑是具有政治智慧的, 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理论创新的特质。(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及其价值定位多数海外学者在理解和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把“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和党的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 在多数海外学者的思维视野中, 理解“三个代表”至少有两个维度:其一, 思想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其二, 党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取向。思想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党执政和保持政权的基础, 这种合法性既要通过党的实践来获得, 也要从党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得到体现。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意识形态中的地位问题,海外学者的观点可以用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话来概括:“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用以扩展其执政合法性的基础。⑤罗伯特·库恩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和分析则是从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过程和未来需要的角度进行的。他从“三个代表”与“三大文明”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 指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在理论上的建树和创造。库恩认为:“建立在诸多格言和警句之上的江思想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三个代表' 便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三个`文明' 是最终目标,`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是其手段。”在库恩看来,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 第一个“代表”“创造性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 是党振兴中国的首要目标, 即建设物质文明” ;第二个“代表”把“道德、文明同高尚的品格和先进的社会理念、共同的信仰以及所有的艺术形式结合到一起。它是共产党振兴中国的补充目标, 涵盖`精神文明' 的建设” ;第三个“代表”“再次明确了党为人民服务的角色, 涉及中国所有的社会阶层” 。⑥ 应该说, 从此视角来分析和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是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本质和思想意旨的, 这个概括和解释也是比较— 68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 2006年第 5 期 客观和准确的。海外学者在认识和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一般都能够认可其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价值。比如,库恩在谈到“三个代表”思想时, 把该思想定位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新思想” ,称它是江泽民在世纪之交提出的“卓有远见、旨在实现党的现代化改革的思想” , 是对共产党的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革的一种机制。郑永年尽管很多时候是站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立场上对“三个代表”思想进行偏激的评论和攻击, 但也承认“`三个代表' 是中共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1.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观点、意识形态会有不同的看法；
3.不管什么杂音，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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